李斌：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

内容提要：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无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乾隆朝后备遭恶谥。

关键词：陈眉公  晚明山人  晚明士风

 

    “山人”作为晚明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形迹、生存方式与传统山人已大相径庭，文化品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士人尤其是在野士人的心态、人格，是晚明士风的生动体现。正因为此，明清人在检讨晚明社会风气时，山人便难逃其咎，而被视作山人领袖的陈眉公（1558－1639，名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一生历嘉靖至崇祯六朝。年二十九即焚弃儒衣冠，绝意仕进。隐于小昆山，后移居东佘山，辞谢征召，杜门著述，以诗文书画终老）往往就成了箭靶子。比如《四库全书总目》说晚明的社会风气是“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将“言幽尚”的社会风气直接归责于山人的“竞述眉公”。尽管晚明山人在明清人心目中是个不光彩的角色，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是无庸讳言的，他与“山人”这一称谓本身也多有纠缠之处。本文以山人作为切入点，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正统文化批评为参照坐标，试图通过探讨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进一步认识晚明士风。

 

一

 

    山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本指山中隐逸之士。明代钱希言说：“夫所谓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鸥狎鹿之俦，而后可以称其名耳。”[1]《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载，唐肃宗“欲授（李泌）以官，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明代沈德符认为：“山人之名号本重，如李邺侯（泌）仅得此称。”[2]由此看来，山人这一雅号，仅适合于李泌那样的不为官但具备一定才学的士人。这类山人，跟一般意义上的隐士相近。但历史发展到了晚明，所谓山人已是另外一种类型。钱谦益曾说：“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3]沈德符亦说：“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4]不难看出，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一者，就形迹而言，传统山人，隐居岩穴，晚明山人，活跃于朝市。所谓“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5]者也。二者，就生存方式而言，传统山人，躬耕以自给；晚明山人，“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6]

    晚明山人不居山，成了被人诟病的重要口实。王世贞就曾责难：“山人不山，而时时尘间，何以称山人？”[7]据载，陈眉公一日在王锡爵家遇一宦，宦因问之，陈眉公自谦曰山人，宦即讥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8]此说未必可信，但可以肯定，山人遨游缙绅的行为方式，在正统文人眼里，自然是可鄙的。但明清人对山人进行讥刺的时候，更多的实际上是针对山人身上所具有的“山人习气”，兹略举几例：

 

    近世一种山人，目不识丁而剽窃时誉，傲岸于王公贵人之门，使酒骂座，贪财好色，武断健讼，反噬负恩，使人望而畏之。[9]

 

    仲良曰：……此辈（山人）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10]

 

    世之为山人者，岁月老于车马名刺之间，案无帙书，时时落笔，吟啸自得，而好弹射他人，有本之语，口舌眉睫，若天生是属啮啖人者。[11]

 

    这些批评着眼于山人的恃才负气、使酒骂座、追名逐利、曲体逢迎等习气。在民间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讽刺山人的民歌《山人》，于晚明山人极尽奚落之能事：“做诗咦弗会嘲风弄月，写字咦弗会带草连真。……做买卖咦吃个本钱缺少，要教书咦吃个学堂难寻。要算命咦弗晓得个五行生克，要行医咦弗明白个六脉浮沉”,最后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投靠子个有名目个山人。” [12]平心而论，上述批评、嘲讽言辞过于刻薄，难免偏激，况且所谓“恃才负气”、“使酒骂座”等，在晚明并非山人所专有，至于“追名逐利”，更是晚明普遍的社会风气了。

     晚明山人携薄技以遨游，其中得意者有如相门山人吴扩、沈明臣、王稚登、陆应阳等，分别得到了严嵩、徐阶、袁文荣、申时行等的接纳，[13]而朝中官员似乎也乐于与山人结交，如万历帝爱姬郑妃的父亲郑承宪“广结山人、术士、缁黄之流。”[14]同情东林党派的李朴抨击奸党：“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15]后来山人之势越来越巨，以至于触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神经，万历帝不得不下诏“尽逐在京山人！”[16]

    从民间的山歌，再到万历帝的“恩诏”，我们可以看到，晚明山人从民间到庙堂，都不是个受欢迎的角色。

 

二

 

正因为“山人”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董其昌、李流芳、胡应麟、熊剑化、吴伟业、邹漪、陈贞慧、黄嗣艾等称陈眉公为“征君”；钱谦益称陈眉公为“征士”，等等。事实上，陈眉公自己也是以“山人”为戒，“耻作山人游客态”[17]的。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明确地把陈眉公当做山人，且视之为晚明山人的典型。如《梅墟先生别录》提要说，周履靖“亦赵宦光、陈继儒之流，明季所谓山人者也。”[18]《雪庵清史》提要说该书“大抵明季山人潦倒恣肆之言，拾屠隆陈继儒之余慧，自以为雅人深致者也。”[19]《续说郛》提要说：“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20]此后陈眉公在士林中的声誉急剧下降，至蒋士铨《临川梦》则直斥陈眉公为欺世盗名的假山人，“隐奸”、“云间鹤”成了陈眉公的代名词，“飞来飞去宰相衙”成了陈眉公行径的戏剧性概括。

    就形迹、生存方式而言，视陈眉公为晚明山人，一点也不为过，也毋庸讳言。陈眉公捐弃诸生后，过着隐居生活，但他并未离群索居，弃绝尘世，而是上“交游显贵”，下“接引穷约”[21]，“所知交遍天下”。[22]而且，其生计来源，“自少垂老，取资于秃管残煤（墨）。”[23]这跟“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万历三十年（1602）陈眉公曾以“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为上联，面试年仅六岁的张岱，张岱对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24]这一年，陈眉公已四十五岁。虽然张岱的应对有戏谑的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陈眉公也偶曾有过打秋风（山人游于名门富室以求取生计之需的行为）的经历，而这一点正是山人最为基本的特征。与陈眉公同时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有专门的《山人》一节，对山人的讥评不遗余力。他也明确地把陈眉公归为山人，但对陈眉公却是一幅褒赞的口吻，“山人对联”条说陈眉公的对联“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胜王钱用杜句十倍”；“别号有所本”条称“近日陈仲醇品格略与元镇伯仲”，将陈眉公视作与元末著名画家倪瓒（字元镇）同一品格的人物。沈德符不讳言陈眉公的山人身份，但又显然把陈眉公跟沾染山人习气的一般山人区别开来。这种对陈眉公的定位，是既客观又通融的。

    既已明确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进一步把陈眉公视作晚明山人的领袖，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晚明山人赖以“问舟车于四方”的资本，是其所挟有的薄技：或诗文，或书画，或兵法，或医卜，等等。钱希言《戏瑕》说：“地形、日者、医、相、讼师亦称山人”，[25]可见，山人不单指诗文之士。日本汉学家金文京《晚明山人之活动及其来源》一文，列举了山人除诗文外所从事的十种职业：相术、风水、医术、书法、音乐、绘画、制墨、篆刻、武术、刻书等。[26]普通山人擅一艺而糊口，而负有才学的山人往往兼通诸艺，技压群芳，为一时之冠，这其中的典型代表有徐渭、陈鹤、陈眉公等。青藤山人徐渭，诗文曲书画诸艺兼擅，还通兵法；海樵山人陈鹤，早年“郁郁负奇疾，自学医，为诊药七年，而病愈。……其所作为古诗文，若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其所自娱戏，璅至吴歈越曲、绿章释梵、巫史祝咒、棹歌菱唱、伐木挽石、薤词傩逐、侏儒伶倡、象舞偶剧、投壶博戏、酒政阄筹、稗官小说与一切四方语言、乐师蒙瞍，口诵而手奏者，一遇兴至，靡不穷态极调。”[27]徐渭生前声名不显，穷困潦倒，影响是身后的事情。陈鹤所好尚，虽广博，却有低俗之嫌，而陈眉公，却是既“博学多通”，又“志尚高雅”（黄道周语）的，他多才多艺，工诗善文，兼能书画之学，[28]懂得清赏清玩，而且博文强识，大凡经、史、诸子，儒、道、释诸家，无不了然。经史子集，无所不通，琴棋书画，又无所不晓，所以陈眉公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了。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素养更为全面。而作为名士，更是要求如此。大凡诗文之外，琴棋书画，花草虫鱼，都应该懂得。这就是不但会正襟危坐，还要善于清赏；不仅会写，还要会“玩”。[29]显然，陈眉公的知识结构是足以让他成为名动朝野的大山人、大名士的。

    在晚明山人中，声名显赫有如陈眉公者，要算相门山人王稚登（字百谷）了。嘉道年间梁绍壬《两般秋雨盫随笔》说“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陈眉公、王百谷，皆名噪一时。”[30]清末丁传靖在提及“女山人”时，也视二人为山人之代表，其《明事杂咏》诗曰：“山人一派起嘉隆，末造红裙慕此风。黄伴柳姬吴伴顾，宛然百谷又眉公。”王稚登乃长洲人，弱冠即补弟子员，后入太学，未几赴京闱，以父讣不终试，后归家，始弃博士家言。嘉靖末，游京师，客大学士袁炜家。《明史》称：“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稚登为最。”[31]然王稚登在晚明就颇受讥弹。袁炜曾试诸吉士作“紫牡丹诗”，王稚登有“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之句，袁炜赏叹击节，二人因成知己。据传王稚登同邑周幼海长王稚登十岁，素憎王，因改王稚登前诗句“袍”为“脬”、“殿”为“屁”以谑之。[32]上述民歌《山人》，亦传为张凤翼因痛恶王稚登之为人而作[33]。周幼海改诗与张凤翼作民歌以刺王稚登，未必尽有其事，但他人对王稚登的讥弹想必并不是空穴来风。其依附于宰辅袁炜的行径自然引起一些人的嘲讽和嫉妒。相对而言，陈眉公则幸运得多，他在晚明直至清初都还是颇受人敬重的，其名声的跌落，是乾隆朝以后的事情。另外，王稚登在晚明山人中以诗名家，陈眉公以小品名家，相对于晚明诗歌而言，小品更能代表晚明文学的面目，所以相对于王稚登而言，陈眉公显然更符合“晚明山人领袖”的身份，同时也更便于我们认识晚明士风和文风。晚明山人群体的出现，有一个地域上的特点，即多数山人的籍贯在东南一带，而吴越间山人尤夥。邹迪光曾说：“今之为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吴两越，而他方殊少，粤东西绝无一二。”[34]有一流传在苏州、松江的谚语，说：“一清诳，圆头扇骨揩得光浪荡，二清诳，荡口汗巾折子挡，三清诳，回青碟子无肉放，四清诳，宜兴茶壶藤扎当，五清诳，不出夜钱沿门跄，六清诳，见了小官递帖望，七清诳，剥鸡骨董会摊浪。八清诳，绵紬直裰盖在脚面上，九清诳，不知腔板再学魏良辅唱。十清诳，老兄小弟乱口降。”晚明何良俊说此谚语“盖指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习气近也。”[35]谚语所讥讽的对象没有确指，但大多确系山人所为，至于“见了小官递帖望”、“剥鸡骨董会摊浪”等则是典型的山人行径了。苏州、松江接壤，士人习气相近，盛产山人，故有此谚语。吴越盛产山人，跟吴越一带商业、城市经济发展较快、文化起点较高有关，另外恐怕也跟陈眉公的影响不无关系。陈眉公产于松江华亭，早有文名，后来名倾东南，其为人、为文多被人称扬、效法，其对吴越的社会文化、商业经济包括民众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非常人所能及。《明史》说“三吴名下士争欲得（眉公）为师友”[36]，熊剑化《陈征君行略》说“三吴诸先达家，……四壁惟有盆松勃郁，屏间落落仲醇数语。”[37]更有甚者，“吴绫越布，皆被其名，灶妾饼师，争呼其字。”[38]陈眉公还是一位出版家，曾经“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39]让他们寻章摘句，诠次成书，以取得生活之需。所谓“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大多正是山人身份。当然，陈眉公对晚明社会的影响不限于山人，地域也不局限于吴越，但山人正是晚明士风的代表，而吴越又是山人之渊薮，从这个意义上说，松江陈眉公于晚明士风，其影响可谓著矣。

 

三

 

    山人本身是一个相对散漫的群体，其角色称谓也具有不确定性，许多山人还可能兼有其它诸如清客、幕僚、商人等身份，所以其组成成员的品格、习性显得非常复杂，难以定于一端。山人陈眉公兼有大名士、隐士、征君等多重角色，与沾染上山人习气的普通山人又有诸多不同之处，这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

    首先，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声名显赫，交游显贵，蒋士铨将之漫画为“飞来飞去宰相衙”。具体而言，与陈眉公交游的显贵，主要有首辅徐阶、礼部尚书陆树声、刑部尚书王世贞、首辅王锡爵及其子编修王衡、礼部尚书董其昌等等。其所交结，不亚于前文述及的相门山人。但与相门山人不同的是，陈眉公并非主动游于豪门富室，更没有（也不必要）寄食别家。陈眉公少颖异，有文名，徐阶、陆树声、王世贞等看重其才华，降礼与之交，引为小友。王锡爵则因而招之，与其子王衡共读。董其昌少即与陈眉公同学，后一同学画，二人在诗文书画上多有相契。陈眉公之交游显贵，显然不是出于求售一己之长，大多却是因受人赏识、敬重，致使造访者无虚日，门庭若市，宾客如云。事实上，对于山人之奔竞好游，陈眉公是颇为不齿的。他曾说“一切游大人者，落落如飞鸟投兔，心窃羞之”[40]，在为王衡作的《纪游稿叙》中，陈眉公开宗明义指出，昔游有二品，今加三焉：“贾之装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边幅之技，左挈贾，右挈客，阳吹其舌于风骚，而阴实其装于稇橐，施于今而游道辱矣。”[41]当时另一位大山人赵宦光（1559－1625）与陈眉公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赵宦光与妻陆卿子隐于寒山，足不至城市，但也是虽然号称隐居，而声气交通，当事者多造门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他“饶于财，卜筑城西寒山之麓，淘洗泥沙，俾山骨毕露，高下泉流，凡游于吴者，靡不造庐谈燕，广为乐方。”[42]不难看出，陈眉公、赵宦光虽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明史》说陈眉公“足迹罕入城市”，正说明他们坐在家中即能安享荣华与富贵。就此而言，他们的“游”，与一般山人挟诗文游走四方以求售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相反，其门庭大多时候还成为普通山人打秋风之所。如陈眉公曾经“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43]而成名后的吴扩，晚年在秦淮河畔造长吟阁，接纳山人与四方之士。这种山人间微妙的关系，正显示出晚明山人以品行、学问、艺术造诣等又可分为若干品类。

其次，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捐弃诸生后而著山人服，是晚明的社会风气，[44]如山人王翘“为吴嘉定之罗溪人，名翘，字时羽，一字叔楚，幼嬉戏图绘，兼解唐人韵语，已弃诸生，为山人。诗宗孟郊，山水宗米芾，间出新意，尤工草虫与竹。”[45]汪禹乂“为诸生业，而其俗己窃笑之，己弃诸生，己又弃太学生，而被山人服。而家益贫，然时时手一编诗。”[46]类似的还有，昆山俞允文，字仲蔚，年未四十，谢去诸生，专力于诗文书法。[47]又如吴江王叔承，字承父，少孤，治经生业，以好古谢去，后客大学士李春芳所。[48]

晚明生员捐弃诸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畏于科场之路的曲折、艰辛。正德嘉靖年间，朝纲废驰，随着读书人数量的激增，真正能提供给士人的“官位”相对减少，“僧多粥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归有光在《曹子见墓志铭》中指出：“天下士岁试南宫者，无虑数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49]时至晚明，万历怠政，缺官多不补，科举一途，遂更为艰辛。如袁中道久困场屋，“一生心血，半为举子业耗尽。”[50]汤显祖也是久试不第，直到三十四岁第五次上京应试才得中进士。而竟陵谭元春一生都奔波在科举路上，为举业奉献了青春乃至生命。他久困诸生，屡试不利。后逢恩选入太学，天启四年（1624），以恩贡上京，却未能登第。天启七年（1627），谭元春已四十一岁，始被主司李明睿拔置楚闱第一。崇祯十年（1637），谭元春再次公车赴京应考，行至长店，离京三十里，因病猝死于旅店，年仅五十一岁。如果说袁中道等人还是在科举路上苦苦挣扎的话，那么另外一些士人就干脆放弃举业，别寻他路了。如归子慕“万历辛卯，举于乡，一再试不第，不赴公车，屏居江村。”[51]陈遁，字鸿节，“少为诸生，忽忽不得志。一日，尽发箧衍中应举文字及所著衣巾，燔之而儛其灰。逃入越王山中，以钓弋自娱者二年。出为村夫子教授，三年复弃去。”[52]纪青，为诸生，“好为诗古文，谭言颖绝，不得志于有司，入天台国清寺投耆宿雪堂为僧。”[53]金坛于嘉，本来家世仕宦，但“以高才困于锁院，遂弃去，肆力为诗。”[54]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颇有才名，在科场之路上本有美好前途（受到徐阶、王锡爵、王世贞等人的赏识）的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后，为何一郡皆惊，诧为异事了。陈眉公未及而立之年即捐弃诸生，终生不易其志，这是他获高蹈之美誉的前提。再者，陈眉公的名利观在晚明也是颇有独特性的。山人游走四方，以诗文干谒权贵，求售自己所长，大多不是为了谋求一官半职，而是为了取得维持生计的银子，“借士大夫以为利”。[55]沈德符说山人陆应阳借申时行的权势“攫金不少”，[56]李贽也骂晚明山人“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57]陈眉公弃诸生后，甘于清贫，以“名利坏人”[58]为家训。名声大振后，征请诗文者无虚日，拜谒者“往往缨弁之彦，轻肥之子，间有投赠”，而陈眉公“四壁萧萧，不为动”。[59]后来陈眉公家境较为殷实，但他并不积贮钱财为子孙计，以为“人各有天，吾不为青草忧春雨也。”[60]但另外，他又乐善好施，“弟之子，姊之孤，赖仲醇得存”，[61]“至族党故旧及闾里之孤子无告者，辄多方赈恤，垂橐无厌”。[62]每当“寒夜途行，闻驿夫挽舟声，必停桡煮糜以济饥寒僵仆者。”[63]成名后的陈眉公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影响，屡屡为民请愿（这正是他“飞来飞去宰相衙”的主要目的），使赋税得减，灾情得赈，饥民得救，故深得百姓爱戴，当地有一桥，人们便称之“眉公桥”，[64]以为纪念。陈眉公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心系黎民的救世婆心，使得他负有清望。这在晚明众多的以攀附权贵为主要目的的山人中是很难得的。

另外，所谓“使酒骂座”、“恃才负气”等山人习气，显然也不是陈眉公所为。陈眉公与人交，“朗月和风，穆然无竞”，“荐绅布素以及当路造谒者，俱以真率，无异同。”[65]他很少轻易褒贬人物，素不露才。少负盛名，有欲以笔墨攻之者，陈眉公淡然处之，“不喋喋洗发；俄而论定，亦未尝沾沾色喜。”[66]相反，对于一些山人习气，陈眉公颇引以为戒。他说：“余闻之师曰，未读尽天下书，不可轻议古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者，益知古人不可轻议。”[67]这是针对山人肆意臧否人物而发的。又如《读书镜》卷八写道：“自来山人词客，与达官贵人，出文示客，动称之曰：此咸阳东西京；出诗示客，客亦称之曰：此开元大历。……嘻！岂其书果不可以损益乎哉？故词赋家去盈气远誉人则可，不然，其不为吕贾之书者几希。”这是针对山人与王公贵族相互矜夸的风气而言的。

 

    陈眉公生活的晚明，世风日下，士风不振，忧时济世的陈眉公屡屡发言纠之砭之，俨然一幅卫道者的口吻。令人唏嘘的是，一个多世纪以后，陈眉公反而被当作了引导、败坏士风的坏典型。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正是陈眉公在当时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乾隆朝后备遭恶谥。清人对晚明士风、晚明山人持讥刺、批判的态度，故着眼于“同”，且偏执于“同”。殊不知，面对晚明士风的现状，陈眉公除了讥刺、批判外，更有针砭、救弊之努力。陈眉公生前曾感叹：“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则责望备，实不副则訾咎深，甚且无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谤，角摧齿缺，骨竭翠销，熟非名为的而招之射哉！故啖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无名。”[68]不曾想，这几句痛切的话竟成了陈眉公的自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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