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早期戏剧的症状阅读
肖四新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莎士比亚的早期戏剧所体现的是人的主体性力量，表现的是人文主义思想。但是，通过“症状阅读”可以发现，它们也体现出理性主义有限和自我拯救无望的一面，体现出人文主义思想的有限性。具体体现为对各种非道德化色彩的展示，对基督教生存方式的眷恋。
关键词： 莎士比亚；早期戏剧；症状阅读
人们将莎士比亚1600年以前的创作称为早期创作，早期创作主要是喜剧与历史剧为主。一般认为，莎士比亚的早期戏剧所体现的是人的主体性力量，表现的是人文主义思想。喜剧向我们描绘的是一幅通过爱，达成一个“有错误得到改正，有矛盾最后解决”的人类和谐图景的画面。历史剧所表达的是人文主义的政治理想，即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对莎士比亚的早期戏剧进行“症状阅读”的话，就会发现，它们也体现出理性主义有限和自我拯救无望的一面，体现出了人文主义的有限性，同时还包含着对基督教生存方式的眷恋。
“症状阅读”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尔图塞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批评家在阅读作品时，要从不完全的和充满省略的文本中读出意识形态的存在。在阿尔图塞看来，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其说是因为它说了什么，还不如说是因为它没有说什么。在文本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空隙和省略中，最能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的存在。”[1](P109)这里所说的“不完全”、“沉默”、“空隙”、“省略”等，并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所使用的“含蓄”与“言外之意”，而是因为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局限而不能说出的部分。
那么莎士比亚在早期戏剧中究竟省略了什么呢？他为什么不明确地表达出来而要省略呢？简单地说，省略的是对理性主义和自我拯救有效性的怀疑，以及人文主义的有限性，同时还包含着对基督教存在方式的眷恋。至于省略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因为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相信通过人的主体性力量能够拯救自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明确地表达基督教存在方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他不得不把它们隐藏起来。
在创作的早期，年轻的莎士比亚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也相信人可以凭借主体性的力量达成自由。人文主义者认为，要推翻神本统治，必须首先从知识的获得入手。他们认为，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人是认知和理性的动物。拥有了知识，人才能在与外在与内在奴役的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获取自由。达芬奇认为，对知识的渴望“在本质上是自然本性所固有的”[2](P122)。人类正是有了这种渴望，才能得到进步。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3](P1)，认为知识的戒律高于意志的戒律。因为它是人类理性、信念和理解力的戒律，而这些都是心灵的最高部分，并且赋予意志本身以法令。对知识的拥有，使他们展开了对教会蒙昧主义的批判，对世俗生活的肯定，对人作为人的权利的争取。认知理性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性觉醒的标志，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表现。人文主义者站在认知理性的高度，崇尚冒险、创新，积极主动地征服自然，并从而产生了渴求知识和理性、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莎士比亚曾热情地礼赞知识、智能和人的聪明才智，希望通过它求得人类的解放与自由。他借剧中人物之口说：“音乐和诗歌可以开启您的心灵；您要是胃口好的时候，研究数学和形而上学也未始不可。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才可以得益。”他甚至说：“知识就是力量，它可以把我们升入天堂。”[①]他赞美像鲍西娅那样拥有知识，给正义带来了力量，终于战胜邪恶，反败为胜的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不仅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保护了自己的贞洁，而且让福斯塔夫出尽洋相。
人文主义者们还憧憬无私的友谊、纯洁的爱情，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与博爱精神。通过友谊和爱，为人类提供一个理想的归属。早期的莎士比亚，也从关怀人、维护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角度出发歌颂友谊与爱，认为它们是“宇宙的法则，生命的意志”，是个人幸福和世俗生活的最高表现，是人性的体现。他早期喜剧的主题，可以说就是友谊和爱，友谊和爱可以征服一切，给予一切。可以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各遂所愿。姑且不论其喜剧，即使是历史剧，其实也是为了证明友谊与爱的主题。它体现为爱国家，爱人民。如果说喜剧表现的是爱可以征服一切，有了爱人人都可各遂所愿的话，那么历史剧则是为了说明：没有了爱，世界将会陷于混乱。丢失了爱，将会导致国家分裂、人民受难、兄弟阋墙、君臣反目、父女为仇。正是从和谐的理想出发，他以爱作为评判标准，对那些昏庸无道、残暴不仁、没有爱心的国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对封建主的叛乱和篡位夺权的阴谋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表现出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的思想；对兄弟相残、父女为仇、人性异化的现实表示了愤慨；对受剥削、受奴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群众倾注了自己的深切同情，肯定他们的生存权力和人性尊严。
但是，知识、爱情、友谊等真的能求得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吗，真的能为人类提供一个理想的归属吗？莎士比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盲目乐观地相信知识的力量、爱情和友谊的作用。在礼赞知识，憧憬无私的友谊、纯洁的爱情的同时，也透露出了他的怀疑、困惑。
对于知识，他认识到了知识是柄双刃剑。它既给善良者带来启蒙的光明和力量，也可以变成攫取私利的权术与谋略，成为罪恶的帮凶。他笔下的理查三世，聪明得无与伦比，他自己就说：“我的口才赛过涅斯托，我的诡计赛过俄狄修斯，我能像西农一样计取特洛亚城。我比蜥蜴更会变色，我比普洛透斯更会变形，连那杀人不眨眼的阴谋家都要向我学习。”然而，这种聪明却成了他做一个恶贯满盈的罪人的本钱。知识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它使人冲破了神学统治的束缚，解放生产力，但它却并不是万能的，也不具有道德伦理的内涵。如果只注重知识对外部世界的征服，而忽略了对内心世界的认知的话，就会使人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又凌驾于同类。莎士比亚借用蒙田的话说：“我并不相信，而且他人也未曾说过，科学是一切美德之母。”在后来创作的《暴风雨》中，他还借妖怪凯列班之口道出知识的两面性：“你教给我讲话，我从这上面得到的益处只是知道怎样骂人。”
就像对知识的态度一样，莎士比亚也认识到爱与友谊只是的一种浪漫幻想，客观的事实是：“冱天冰雪，其寒尚难遽及受施而忘恩；风皱满池碧水，利刺尚难遽比捐旧之友人。……友交借虚妄恩爱痴人逐。……”即使是他所憧憬与歌颂的友谊和爱，也并不完全是从世俗意义而言的，而带有超验的性质。如普洛丢斯背叛友情，陷害朋友，夺人之爱，而凡伦丁不仅不与之断交，反而宽恕了他，甚至把自己的心上人拱手相赠。如果从世俗意义上看的话，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因为理性之爱的基础，如基特里奇所说，是“被爱的一方用爱来回答我们”[4](P307)。再如巴萨尼奥，为了维护自己外强中干的体面，不断地向安东尼奥借钱供自己挥霍，而安东尼奥却毫无怨言。从世俗意义上言，这无疑是种不近情理的友谊，难怪西方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同性恋者，因为他们的友谊确实有些不合常理。
在有情人终成眷属，人人都皆大欢喜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叫人不能接受的所谓爱情，其中还夹杂着肉欲与功利，带有虚假和矫饰的成分。《驯悍记》的彼特鲁乔之所以娶悍妇凯莎丽娜，只是为了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在《爱的徒劳》中，爱使那瓦国王和他的侍臣们建立的精神防线土崩瓦解,显示出了它的威力与价值。但他们所谓的爱情，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调情的游戏和风雅的玩笑，其实并无真情可言，其结局只不过是“徒劳”。浪漫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被视为爱情的千古绝唱，而事实上，其中有许多让人费解的地方。朱丽叶刚在舞会上见到罗密欧，还不知姓甚名谁，就说出如此之言：“去问他叫什么名字。——要是他已经结过婚，坟墓就是我的婚床。”仅一面之交，罗密欧就迫不及待地向这位不满十四岁的小姑娘倾诉起火辣辣的爱情。更荒唐的是，他们刚见面就约定在第二天结婚。其实朱丽叶已经道出了他们爱情的真相：“你的目的在于婚姻。”而且在他们的缱绻柔情里，也沾着兄弟的血迹，其结局也是一场悲剧。
在《维洛那二绅士》中，凡伦丁认清了普洛丢斯的虚假面目，但却宽恕了他。为了表示对友谊的忠诚和对朋友的真心宽恕，凡伦丁慷慨许诺：“我愿把我在西尔维娅心目中的地位让给你。”这样可以转让的爱情难道是真正的爱吗？在《仲夏夜之梦》中，莎士比亚借用一种奇妙的“花汁”，乱点鸳鸯谱，使所谓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生活中有这样的“花汁”吗？在《威尼斯商人》中，巴萨尼奥本只是为了“了却债务的计划”才向鲍西娅求婚。在《无事生非》中，克劳狄奥心胸狭窄，妒忌多疑，他爱的其实只是希罗的美貌和财产，而并非她这个人。是在得知希罗是独生女，而这门婚事有利可图时，他才开始向希罗正式求婚的。正是这样，所以他与希罗的爱情极其脆弱，在小人的挑拨下，居然残忍地羞辱希罗，置她的生死于不顾。当他以为希罗死了之后，没有半点难过的表情，居然要培尼狄克讲笑话为他解闷，随后又马上与希罗的堂妹成婚。当得知是希罗“死而复生”后，他在惊喜之余，还嬉皮笑脸，若无其事，没有一句道歉的话。难道这就是真诚的爱情吗？假如波拉契奥不夸耀他的诡计呢，假如希罗真的死去了呢，会终成眷属吗？还有希罗，居然没有一句怨言，又高高兴兴地嫁给了他，这是什么样的爱情呢？爱固然使天生的冤家对头和好并结为夫妻，使发誓独身终生的男女向爱神屈服，但我们看到，贝特丽丝答应培尼秋克的求爱其实包含着借他之身为自己的堂妹复仇的动机。尽管两对情侣最后终成眷属，但如有些西方评论家所说，其中已经潜藏着《奥塞罗》的悲剧，只是作者以浪漫喜剧的方式处理了，才有了喜剧的结尾。在《皆大欢喜》中，各遂所愿只能出现在虚无缥缈的亚登森林中，而不能出现在贵族宫第里。莎士比亚借剧中人物杰奎斯之口对爱情的幻想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在你爱情的路程上，你只带了两个月的粮草。”同时还借罗瑟琳之口彻底地埋葬了爱情：“这个可怜的世界差不多有六千年的岁数，……人们一代一代地死去，他们的尸体都给蛆虫吃了，可是决不会为爱情而死的。”在《第十二夜》中，奥西诺爱上奥丽维娅，就像奥丽维娅爱上薇奥拉，以及西巴斯辛爱上奥丽维娅一样，都是由于“仅仅看到了美貌”。卡伦·霍尔奈指出：“薇奥拉的爱就像奥西诺对奥丽维娅或奥丽维娅对西莎里奥（即薇奥拉）的爱一样是错误的。薇奥拉盲目地爱着一个不值得她爱和不成熟的男人，这个男人愚蠢地爱着另一个女人。或许她只是着迷于他的外表，就像奥丽维娅被她的外表迷住一样。”最后的各遂所愿，也只是因为一种误会与巧合。
莎士比亚的早期戏剧，实际上已经向我们暗示，真正的爱情，其实只是人类“无事生非”的“仲夏夜之梦”，其结果只是“爱的徒劳”。
在对知识、爱情与友谊的憧憬破灭之后，莎士比亚还试图通过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建立，法律体系的完备，乃至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等理性主义法则，来阻止恶的膨胀，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的进步，求得人类的解放与自由。
表面上看，在《威尼斯商人》中似乎是法律取得了胜利。而实际上，法律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假如夏洛克当初在签订契约的时候加上可以流血的条款，其结局岂不是一场悲剧吗？所以，“矛盾的解决仿佛只是一场文学游戏”[5](P141)。尽管莎士比亚在早期创作时已经意识到了道德理想的有限，在《错误的喜剧》中也表现了法律与公正的悖论，但他还是对之抱着希望。在悲剧创作的夹缝中，还创作了《一报还一报》，妄图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力量求得自由。但就是这部企图证明道德和法律力量的作品，最终宣布了道德和法律拯救的有限与无效。
主人公伊莎贝拉恳求摄政官安哲鲁饶恕自己弟弟克劳狄奥的罪过，而安哲鲁却提出以她处女的贞洁作为交换条件。伊莎贝拉除竭力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遵守道德规范，去克服任何堕落的诱惑外，还试图通过法律的力量使自己纯洁无瑕。但在她的内心中，却充斥着阴暗与仇恨。当化装成神父的公爵提出“床上骗局”，让安哲鲁的未婚妻玛丽安娜代替她去满足安哲鲁的肉欲，以换取自己弟弟的性命时，她立即完全同意。殊不知，她自己的贞洁是以别人的贞操为代价保护的。而且在她知道安哲鲁违背誓约，仍然要处死克劳狄奥后，仇恨得咬牙切齿。最后，只有当玛丽安娜不计个人得失，恳求她宽恕安哲鲁时，她才看到了真实的自我，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缺乏爱的品质，终于宽恕了安哲鲁。道德不仅没有拯救自己和他人，反而将自己和他人陷入不道德之中。法律不仅不能保护善，相反成了罪恶的帮凶，欲望的护身符。李尔王在荒野上虚拟的那次审判，既包含着对契约、法律拯救的嘲弄，也包含着莎士比亚对法律拯救的渴望和失望。如保罗所说，所谓世俗的正义，只不过是肮脏的破布[6] (P58)。
在历史剧中，莎士比亚把人类获救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政体上。但我们同样看到，他从现世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这一生存方式的有限性。人们一致认为，亨利五世是作者塑造的理想君王形象。而事实上，这一形象并不是现世的真实再现，而与历史上的亨利五世有很大的差距，是莎士比亚用人文主义理想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以内心的“富有”来弥补现世与历史的“贫乏”的浪漫表达。而就是这样一个作者理想化了的君主形象，也不能担负起实现人文主义理想的重任，也一样不能给人类带来自由与解放。我们看到，亨利五世为了满足权利欲望，同样具有恶的本性。作为国王，他一上场就是执行父亲“多多利用对外战争”的临终忠告，来平息国内的叛乱。为此，他绞尽脑汁地为自己侵略法国寻找借口。当法国皇太子拒绝了他割让公国的无理要求后，他露出了其凶恶的本性：“为了他今天开的这个玩笑，成千上万的女人将要成为寡妇，就此再看不见亲丈夫；他今天取笑我，明天可就‘笑’塌了城堡，‘笑’掉了孩子——有些还没有成胎，有些还没有降生。”在法国哈弗娄城门前，他再一次威胁哈弗娄总督：“要不然，嘿，只要一眨眼，那无法无天的兵丁不管满手血污，不管耳边的一阵阵尖声惨叫，一把拖住了你们家闺女的秀发往外跑。你们的父老尊长有多么可敬，却给一把揪住了银白的胡须——高高的额头，也得对准墙脚撞！你们那些赤裸裸的婴孩，被高高地挑在枪尖上，底下，发疯的母亲们在没命嘶号。”作者还通过法国使臣蒙乔之口描绘了血淋淋的战争场面。这就是开明君主亨利五世的真实本质，这就是开明君主政体下所谓太平盛世的真相。
莎士比亚早期的戏剧中，除了体现出理性主义有限和自我拯救无望的一面外，同时还包含着对基督教生存方式的眷恋。尽管启示性上帝在莎士比亚早期戏剧中不得不退隐，已经不具有绝对本体的意义，但却又无时无刻不晃动着他的影子，“在隐蔽处注视着世人。”[7](P4)
在《终成眷属》中，莎士比亚借海丽娜之口说：“人们总是凭着外表妄加臆测，无所不知的上帝却不是这样，明明是来自上天的援助，人们却武断地诿之以人力。”这表明，莎士比亚在承认自我拯救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否认超验他性的存在。早期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除了大量的与基督教相关的事实联系之外，还体现出基督教的受难意识、忏悔意识和救赎意识，呈现为对罪感、受难的描绘，谦卑情感的强调，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的强调，绿色世界的建构以及在天意之下实现自知和启蒙。之所以在早期的戏剧中也体现出基督教意识。
早期喜剧中的主人公在皆大欢喜、终成眷属的过程中往往要遭遇各种磨难，其实是基督教受难意识的变种。在《错误的喜剧》中，因为人类的愚行，制定了与公正和仁慈冲突的法律，致使伊琴夫妇及其子女作为替罪羊，经历了32年的磨难，为这种愚行赎罪。格列夫指出：“在这部剧中，莎士比亚使用了从悲剧到振兴的赎罪循环结构，这个过程受宗教主题的隐喻所支撑——人类堕落、审判、洗礼、苦修、驱邪、祝福。”[8](P61)《维洛那二绅士》中的凡伦丁因为“藐视爱情”的罪行而受到了放逐的惩罚，在森林里与盗贼为伍，饱受相思之苦，而普洛丢斯也因为违背誓约而受到了来自内心的惩罚。在《爱的徒劳》中，因为腓迪南等人违反人性的愚蠢举动，使得他们的终成眷属必须经过一年的“赎罪苦行”，以惩罚他们背誓的罪愆，或在荒凉僻野之处远离人世的享乐，或陪伴那些痛苦的人们，让他们得到安慰。在《仲夏夜之梦》中，由于人类的愚蠢，以及易变、高傲、妒忌、报复等本性，男女主人公们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在神奇力量的帮助下喜结良缘。《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因为贪婪与报复，遭到了种种惩罚，最后不仅丧失了财产，而且差点丢了性命。安东尼奥也因为傲慢和仇视，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才脱离困境。《无事生非》中的希罗，是个基督的形象，是个无辜的受难者，作者希望通过她使人类涤尽妒忌、背叛与仇恨的本质。《皆大欢喜》中所演绎的是一个该隐与亚伯的故事，不同的是受难的不是该隐而是亚伯。因为弗莱德里克的妒忌，老公爵的王位被篡夺，流浪于亚登森林，老公爵的女儿罗瑟琳的爱情也被扼杀。因为奥列佛的妒忌，奥兰多不仅受到非人的待遇，而且被追杀，历经磨难。在《第十二夜》中，薇奥拉与西巴斯辛兄妹俩，在经历了海难和离散等磨难后，终于兄妹重逢，误会消除，与心上人结合。
基督教认为，由于原罪，理想的人格是不存在的。要获得拯救，必须经过痛苦甚至磨难的洗礼，才能成为完美的“神人”。所谓拯救，并不是乞求一个来世的天国，而是怀着深挚的爱心在世界中受苦受难。这个受难的过程，就是从肉体到心灵都受到惩罚的过程。人要走完这条道路，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需要一种巨大的动力，那就是爱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爱与信仰是救赎的法宝，人类在爱与信仰的启示下，经历磨难，涤尽原罪，进入到一个“公义的冠冕”存留的世界：“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后2：22）这个“公义的冠冕”存留的世界，在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中，以各种浪漫幻想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错误的喜剧》中，失散的亲属在互相的谅解中团圆。在《驯悍记》中，凯瑟丽娜以柔顺代替了倨傲粗野。在《维洛那二绅士》中，一种超越世俗意义的宽恕和爱代替了仇恨。在《仲夏夜之梦》中，神奇的“花汁”治愈了人类的见异思迁和移情别恋。在《无事生非》中，宽容使得一切矛盾得以化解。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更是宽容仁爱，才有了欢乐祥和的戏剧场面。在《皆大欢喜》中，因为高僧的感化，使得像弗莱德里克这样的篡权僭位的人也幡然悔悟，重新做人。在《第十二夜》中，正是有了像薇奥拉这样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在别人因为误会要杀害她也毫无怨言的人，才有了有情人的结合。
在《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明显地站在作为基督教的立场上，歌颂安东尼奥等人的慷慨仁慈，并借公爵之口说：“让你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开口，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而对残忍、报复心强、严格按法律办事的犹太人夏洛克，作者则将他视为基督教的对立面：“他有的是钱财，而你有的是上帝的恩惠”。鲍西亚在规劝夏洛克时，用的也是“死后得救”、“仁慈”、“祈祷上帝的慈悲”等基督教观念。最后矛盾的解决是人人都在基督教精神的感召下显示出宽恕与仁爱，即使如夏洛克这样心中充满仇恨和报复的异教徒也不例外，以皈依基督教而得到宽恕。
除此之外，“公义的冠冕”存留的世界，在莎士比亚早期戏剧中还体现为对仙境一般的绿色世界的憧憬与建构。在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十部喜剧中，就有六部直接建构了绿色的生命世界。在《维洛那二绅士》中，曼多亚森林是一个与重门第的米兰公爵府形成鲜明对比的世界。那里没有虚伪、没有欺骗，有的是公义、信德与仁爱、和平。凡伦丁不无感慨地说：“在这座浓阴密布、人迹罕至的荒林里，我觉得要比人烟繁杂的市镇里舒服得多。我可以在这里一人独坐，和着夜莺的悲歌调子，泄吐我的怨恨忧伤。”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普洛丢斯忏悔了自己对友谊与爱情的背叛，凡伦丁显示出宽恕与仁慈，公爵睁开了被蒙蔽的双眼，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爱的徒劳》中的绿色世界是那瓦国的御花园，这是一个爱的乐园，它以磁铁般的诱惑力吸引着那些居住在王宫里，违背人的自然本性而发誓禁欲的王公与大臣，使他们将斋戒三年的誓言丢到了九霄云外。《仲夏夜之梦》中的雅典附近的森林俨然是一个仙境的雏形，那里没有雅典愚蠢的婚姻法，只有爱的“花汁”。这种“花汁”可以使一切过错在瞬间消失，使一切烦恼统统忘记。《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温莎森林与福斯塔夫居住的嘉德饭店迥然不同，福斯塔夫在此除旧布新，重新做人。《皆大欢喜》中的亚登森林更是作者精心营造一个理想王国。当十恶不赦的弗莱德里克带兵追赶侄女到亚登森林边界时，遇到了一位年长的修道士。在修道士启发下，他幡然悔悟，主动把权利交给了兄长。在那里，没有弗莱德里克王宫昏暗的暴政与奥列佛的妒忌，没有现世的喧嚣，没有宫廷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悦耳的鸟鸣，宽恕、仁爱、自由与欢乐。统治这个世界的工具是善与爱，老公爵靠它将众多的人吸引在自己的身边，还“每天都有才智之士投奔到林中去”。在那里不仅奥列佛被真情感化，而且恶魔弗莱德里克也真心忏悔，改过自新。《威尼斯商人》中的贝尔蒙特是绿色世界的变种，这个神奇的世界不同于金钱主宰一切的威尼斯，统治它的是爱的涌动、生命的气息与青春的欢乐。《无事生非》中的里奥那托花园，以及希罗藏身的修道院，都是作者理想中的净土，在那里，可以“潜心修道，远离世人耳目，隔绝任何的诽谤损害”。另外，《第十二夜》中的奥丽维娅的花园、《错误的喜剧》中的尼姑庵、《驯悍记》中的荒村酒店，都是绿色世界的变种。
一方面，绿色世界是对充满错误、盲目和愚蠢的现世世界嘲讽与批判，是人类自我拯救无效与无望的兆头。因为现世中缺乏这样的世界，才在其上强加一种欲望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又如弗莱所说，绿色世界“并不是对‘现世’的逃避，而是人类生活企图效仿的世界的真正形式”[9](P221)。因为它是对理想社会的希冀，对人类生活企图效仿的世界的一种模拟。莎士比亚代表整个人类根据自己的愿望所创造的梦境世界，与经验世界大相径庭，是一幅乐观的、向上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图画，是对自由、道德、美好的人的理想和友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憧憬。尽管早期创作中的莎士比亚相信依靠人的主体性力量，而不是上帝的力量能达成这一世界，但我们从中也看到很明显的基督教意识——超验的爱与神秘启示的作用。
在对“公义的冠冕”存留的世界的建构中，莎士比亚展示了宽恕、仁慈和爱的力量。而这种宽恕、仁慈和爱显然不完全是从世俗意义上而言的，而具有超越世俗的意义。在曼多亚森林里，凡伦丁对于一个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宽恕、慷慨和仁慈。在雅典附近的森林里，那些被爱所折磨的男女们，已经失去了理性，可以为爱而死，可以为爱而受人支配，受人奴役。海丽娜因为爱狄米特律斯而讨好他，追赶他，乞求他，以至到了没有人格与尊严的程度：“我是你的一条狗，狄米特律斯；你越是打我，我越是向你献媚。请你就像对待狗一样对待我吧，踢我、打我、冷淡我、不理我，都好，只容许我跟随你，虽然我是这么不好。在你的爱情里我要求的地位还能比一条狗都不如吗？但对于我已经是十分可贵了。”在《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一方面对夏洛克表现出不近情理的仇视，而另一方面又对巴萨尼奥表现出不近情理的爱。《无事生非》中的希罗，如同《维洛那二绅士》中的朱利娅、《仲夏夜之梦》中的海丽娜、《终成眷属》中的海丽娜一样，根本不计较自己所是受到的侮辱与蔑视。这些所体现的，正是基督教所称颂的另一重要美德——谦卑。先知弥迦高屋建瓴地概括过谦卑这一美德：“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6：8）在亚登森林里，统治的秘诀就是宽恕与仁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爱。当奥兰多与猛狮搏斗，以自己的生命保护那个曾经百般凌辱自己和加害于自己的奥列弗时，特别是当弗莱德里克在高僧的感化下突然悔悟前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验的爱和超越世俗意义的神启力量。在奥丽维娅的花园里，当薇奥拉为了所爱的人的幸福而为他去穿针引线，向奥利维娅表达爱的誓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种超越世俗意义的爱。在随后创作的《终成眷属》中我们也看到，海丽娜一方面信奉“一切办法都在我们自己”，穷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追求幸福。而另一方面，她也承认“我们把它诿之天意”。这天意其实就包括她的极其谦卑的爱，这种谦卑的爱终于使她的追求得到了报偿。莎士比亚正是在表现人力的同时，也辅之以具有基督教意识的爱和神启，来建构出一个理想的世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表现了对基督教生存方式的留恋，帮助一对青年情侣结合的劳伦斯神甫，就是博爱的象征。罗密欧与朱丽叶像耶稣一样，以爱代替仇恨，以死为代价，换取了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与友爱，换取了两个互相仇视家族的和解。
就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而言，尽管不像蒂里亚德等人所说，所表现的是一个宗教主题[10](P116)，但其中的确具有基督教意识的印记。从莎士比亚对秩序、等级等的反复强调可以看到，他是赞成以神创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论的。即人类社会在上帝的主宰下演化着，君权神授是上帝的旨意。这种从基督教天道观演化而来的等级观念，尽管不是莎士比亚历史观的全部，但构成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蒂里亚德说：“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三篇和《理查三世》里，总是把当时发生的事件和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他不让读者忘掉霍尔在自己所著的历史序言中讲过的话：‘亨利四世是英国长期争吵与分裂的创始者和祸根’。”[11](P116)这种评论是符合事实的。在第一个四部曲里，莎士比亚主要描写的是宫廷内部的权力倾轧，以及权力倾轧所带来的混乱和残杀。通过这种描写，莎士比亚意在说明，人类的历史是永恒规律的一部分，是由永恒的天道所决定的。由于亨利四世违反天道，篡权僭位，破坏了宇宙的秩序，所以给子孙带来了种种灾难，导致了连绵不断的叛乱和战争。比如北方的潘西家族之所以起兵反叛亨利六世的统治，拥戴摩提默继承王位，就是因为亨利六世的祖父亨利四世篡权僭位，而人们“不服他（即亨利四世）非法篡位”。在《亨利六世》的开篇，作者就借培福公爵之口写到：“让天空张起黑幕，叫白天让我位给黑夜！预兆时世盛衰、国家兴亡的彗星，望你们在空中挥动你们的万丈光芒的尾巴！用你们的尾巴鞭挞那些恶毒的叛逆的星辰，以惩治它们坐视先王崩殂的罪戾。”这种将贵族比作星辰，君主比作太阳的做法，是基督教君权神授的天道观的体现。这种天道观给整个历史剧奠定了基调，即违反了它必将遭致惩罚。所以莎士比亚对背叛亨利六世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对农民起义进行丑化，而对像塔尔博父子那样维护国家统一，英勇抗敌的行为则给予了热情的歌颂。莎士比亚的这种历史观，固然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像”的真实描绘。但因为伊丽莎白时代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仍然信奉基督教的历史是被神圣天道统治着的理论，所以它同样也是基督教神学历史观所留下的烙印。
在亨利六世的形象中，我们也看到了莎士比亚对基督教价值观的认可。亨利六世是基督教价值规范的典范，表现出谦恭、忍耐、怜悯、避免复仇和对上帝顺从等特性。一方面，莎士比亚赞赏他的这种基督教特性，对背叛他的行为予以了谴责。而另一方面，莎士比亚也意识到，基督教是拯救个人的，而不是拯救国家的。或者说，一个圣人不能对付邪恶的世界。所以对他的软弱和无力，从一个君主的角度给予了否定，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表示了对他的鄙视。在《理查三世》中，理查是个强有力的个体，通过阴谋的手段篡夺了王位。但由于他违反了天道，所以不仅内心里有一种遭到惩罚的恐惧，而且最后被“上帝手下的小将领”和“上帝的执法人”理士满伯爵打败。如派里斯所说：“在这部戏里，天上有一个上帝，他鼓励忠诚、义务和效劳规范，鼓励等级森严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忠诚、义务和效劳规范的基础。他惩罚恶人，为无辜者复仇，并且使理士满与命运的交易得以成功。”[4](P251)
在第二个四部曲里，莎士比亚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突出了人的地位，突出了人的自由意志在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对无能的昏君和不体恤民情的暴君的态度上。如果说亨利六世个人所具有的基督教价值规范还让莎士比亚对他的被篡位不忍的话，那么《理查二世》中理查二世软弱、贪婪、伪善、愚蠢等性格特征，则为具有政治头脑和实际能力、精明能干的亨利·波林勃洛克的篡位提供了依据。在《亨利五世》中，他又塑造了一个既果敢坚定，又能体恤民情，内能除叛逆，外能克强敌的理想君主亨利五世的形象。但我们也看到，正如蒂里亚德所说，莎士比亚在第一个四部曲里所体现的关于秩序、等级、天道等问题的态度，在同样程度上也可以这样来看后一组四部曲。在《理查二世》中，当昏庸无道的理查二世被篡夺王位后，作者又描绘了他恶化的环境和沉痛的悲哀与反思，给予他同情，让人们怀疑亨利四世篡位的正义性。在《亨利四世》中，作者描写了因为对天道的违反，激起了诸侯的反叛，给国家带来了战乱。而且他还多次通过亨利四世的忏悔，表现了因为僭权越位，违反天道而带来的不安的心理。亨利四世为了忏悔自己的罪行，甚至准备派兵前往耶路撒冷，为保护圣地而战。
《亨利五世》中亨利五世，是以基督教圣经和道德剧中“浪子回头”故事中的浪子为原型的，是一个“基督徒国王”的形象。因为被圣爱所启示，他忏悔了自己以前的荒唐，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开篇作者就借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口颂扬了他的虔诚：“听着他宣讲神圣的教义，你不由得不五体投地，私下但愿让皇上当上牧师。”莎士比亚还让他自己庄严的宣称：“我并不是什么暴君，而是一个基督徒国王。”他关心人民疾苦，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认为“在‘仁厚’和‘残暴’争夺王业的时候，总是那和颜悦色的‘仁厚’最先把它赢到手”。布雷德利就说，亨利五世“显然比莎士比亚的其他英雄人物更虔信宗教”[11](P171)。另外，由于亨利五世、亨利七世、亨利八世都是合法而且具有政治才能的君主，所以对他们的歌颂，实际上包含着作者既肯定基督教君主神授的天道观，又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矛盾历史观。有论者指出，莎士比亚之所以选择亨利五世、亨利七世的成就以对比亨利四世、亨利六世和理查三世统治下的混乱，就是“上帝赞扬政治上的优点，惩罚政治上的罪恶的明证”，因为“传统的神学总是谨慎地将政治上的成功等同于道德上的优点”[8](P283)。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所体现的对基督教神学历史观的维护，是在生存方式上与基督教信仰趋近的具体体现。
从上面的症状阅读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早期戏剧，尽管表达的是人文主义信念，但也透露出对人类意志、理性的怀疑对基督教生存方式的眷恋。在随后创作的悲喜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他借特洛伊罗斯之口形象地表达了这一观念：“意志是无限的，实现起来就有许多不可能；欲望是无穷的，行为却必须受制于种种束缚。”他中期创作中对人的极度失望，对人性中的恶淋漓尽致地展示，并不是遽然的，早已暗藏在早期创作中。
参考文献：
[1]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夏军.非理性的世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4]伯纳德·派里斯.与命运交易[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5]赵澧.莎士比亚传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7]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8]Battenhouse Roy:Shakespeare’s Christian Dimens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
[9]弗莱.批评的剖析[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10]莎士比亚引论,（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11]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此文载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①]本文所引莎士比亚戏剧均出自《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不一一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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