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莎士比亚的人性观
肖四新
内容摘要：莎士比亚在张扬善的同时，也揭示善的毁灭；在颂扬人、表现人高贵的理性的过程中，也展示了一幅幅人性堕落、情欲泛滥的画面，具体体现为前期创作中的各种非道德化倾向和中后期创作中无所不在的恶。这种展示表明莎士比亚是个“善恶一体”的人性论者。人性中的恶来自于哪里呢？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出的，并非完成如唯物论者们所说，是社会历史的原因导致了恶，他对恶的展示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揭露现实和批判社会。在他看来，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一方面，自由意志使人区别于禽兽而成为人，而另一方面，自由意志中的欲念又使人性中充满着各种罪恶。简言之，他认为恶是人性中固有的规定性。他的人性观体现了形而上的精神关注，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辨证认识。
关键词：莎士比亚 人性观 自由意志 恶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中表现了人类意识的觉醒，理性的力量和自由意志的作用。但是，人文主义精神不仅应该包括对人的关怀、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维护，更应该包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人性的理解，对人与宇宙关系的思考，这才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层内涵，就像阿伦·布洛克所说：“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1]（P12）而莎士比亚的戏剧，正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层内涵。
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莎士比亚与基督教一样，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中的欲念使人区别于禽兽而成为人，同时自由意志中的欲念又使人性中充满着各种罪恶。所以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其悲剧性处境是注定的。在悲剧中，莎士比亚将悲剧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归结为无所不在的恶，而恶又主要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即使是在表现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喜剧与历史剧中，我们也看到，因为自由意志的作用，人性中有众多非道德化的色彩。在前期创作的喜剧与历史剧中，莎士比亚表现了理性主义的有限和自我拯救的无望；在悲剧中，他让悲剧人物——无论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无论是反抗的还是妥协的，无论是作恶的还是造善的——统统归于毁灭。但基督教是神学本体论，即将人的罪恶看作是人的自由意志对上帝意志的违背。而莎士比亚是人学本体论者，他认为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源于人自身的有限性。在《裘力斯·恺撒》中，莎士比亚就借凯歇斯之口说：“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于我们自己。”[i]也就是说，基督教是从上帝出发理解人的本质的，而莎士比亚是从人本身出发理解人的本质的。
在对人性的理解上，莎士比亚是个“善恶一体”思想家，他在张扬善的同时，也揭示善的毁灭。在表现人高贵的理性的过程中，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副人性堕落、情欲泛滥的画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莎士比亚是迄今为止文学史上最深刻、最全面地挖掘人性之恶的作家。而他的“善恶一体”的人性观，正是建立他在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说：“莎士比亚看到了新生世界走向胜利的人文主义倾向，同时也认识到这个新世界却促使在人类道德的某些方面比较好的、与人民利益关系比较密切的家长制社会的崩溃。莎士比亚既看到了人文主义的胜利，同时也看到了这个正在前进中的世界将是个金钱统治的世界，压迫和剥削群众的世界，大力放纵个人主义充满贪婪等等的一个世界。……正由于莎士比亚对这种巨大的历史转换时期出现的社会道德的特点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就使得他能创造出具有极大历史真实性和忠实性的历史戏剧。”[2]（P484）卢卡契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莎士比亚对贪婪与邪恶的揭示是对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现实状况与道德状况的展示。事实上，莎士比亚戏剧中所体现的，并不完成像卢卡契所说，具有“极大历史真实性和忠实性”。而更多的，是对人性本身的暴露与思考。如果说具有“极大历史真实性和忠实性”的话，应该是就人性本身而言的。这么说并不是贬低莎士比亚的成就，相反，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应该仅仅体现形而下的现实关注与道德关注，更应该体现形而上的精神关注，应该具有永恒性与普适性。本文拟从莎士比亚戏剧对人性中罪恶的揭示出发，论述莎士比亚的人性观。
莎士比亚前期的创作，基本上是表现理性主义原则与人的自由意志的，但在理性主义原则与人的自由意志的背后，我们已经看到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各种原始欲念和各种非道德化倾向。
莎士比亚在前期的喜剧中所要展示的是“有错误得到改正，有矛盾最后解决”的人类和谐图景。但事实上，这只是他的浪漫主义理想。他在表现人依靠自由意志而皆大欢喜、终成眷属的同时，也客观地向展示了因为人身上的各种原始欲念所带来的非道德化倾向。
在《终成眷属》中，莎士比亚借一对谈论勃特拉姆勾引良家妇女的大臣之口说：“上帝宽恕我们！我们这些人类真不是东西！人不过是他自己的叛徒；正像一切叛逆的行为一样，在达到罪恶的目的之前，总要泄露出自己的本性。”尽管人的罪恶本质并不是莎士比亚这一时期表现的重点，但它们却显露出莎士比亚的人性观。它表明，自由意志使人成为了具有主体力量的人，理性的人，但它又使人性中不仅有向善的一面，而且有堕落的倾向，有恶的一面。莎士比亚在悲剧中所表现的各种罪恶，几乎都能在前期创作的喜剧中找到影子，比如贪婪、纵欲、妒忌、奸诈、仇恨报复、暴怒、谋杀、违背誓约、轻信易欺、痴情过头等，它们几乎涵盖了基督教所说的全部伦理意义上的罪恶。
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莎士比亚借特洛伊罗斯之口将欲望比作一头贪心不足的饿狼，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他不仅在悲剧中，而且在前期创作的喜剧与历史剧中，也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人性中的无穷欲望以及它所带来的罪恶——贪婪、纵欲、妒忌、报复等。
表面上看，《错误的喜剧》中的各种误会是因为两对孪生兄弟相貌相似造成的。但事实上，造成误会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大安提福勒斯的贪婪好色。当美丽的暴西安娜误将他当成姐夫亲切地招呼时，当阿德里安娜错把他当成丈夫盛情款待时，当安哲鲁错把他当成订购项链的顾主时，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场误会。但是，贪婪却使他将错就错，顺水推舟，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倘有人愿意白送给你这样一条好的项链，谁也不会拒绝吧。”于是他不仅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项链和款待，而且向暴西安娜大献殷勤，才致使误会一步步加深。
《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贪婪的嘴脸已为人们所熟知，这个以干巧取豪夺的买卖为营生的犹太人，恨不得将世界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收进自己的口袋。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只要不是偷窃，会打算盘总是好事。”贪婪不仅使他没有了人之常情，甚至没有了父女之情。当他听说女儿一个晚上花去了80块钱时，心疼得大叫，希望女儿死在自己的脚下。即使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巴莎尼奥，也具有贪婪的本性。他之所以去向鲍西亚求婚，是因为自己将微薄的家产挥霍殆尽，想去弄笔钱维持外强中干的体面，以“了清这一切债务”。在《驯悍记》中，彼特鲁乔之所以向那个“撒起泼来，谁也吃不消”、既丑又老的悍妇凯莎丽娜求婚，是为了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他曾厚颜无耻地说：“如果你真认识什么女人，财富多到足以作彼特鲁乔的妻子，那么既然我的求婚主要是为了钱，无论她怎么淫贱老丑，泼辣凶悍，我都一样欢迎；尽管她的性子暴躁得像起着风浪的怒海，也不影响我对她的好感，只要她的嫁奁丰盛，我就心满意足了。”在《皆大欢喜》中，奥列佛因为贪婪，不履行父亲要他好好照顾和教育弟弟的遗嘱，不仅视弟弟为仇人，要他与佃工们一起干活，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在弟弟长大后，还处心积虑地要除掉他，好独霸家产。
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那位向富家女安求婚的范顿就坦白地承认：“安，我可以向你招认，我最初来向你求婚的目的，的确是为了你父亲的财产。可是自从我认识了你以后，我就觉得你的价值远超过一切的金银财宝。”当有钱的斯兰德少爷来拜访时，安旁白道：“这是我父亲中意的人。唉！有了一年三百磅的收入，顶不上眼的伧夫也就变成俊汉了。”
尽管贪婪是从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信仰的角度而言的，本不属于罪，但基督教仍然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将它看作是原罪的具体体现，而且视为大恶，因为它带来其他的罪恶。保罗就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3]（P369）阿奎那也指出：“和谈到某种罪恶一样，人们把贪婪称为全部罪孽的根源。”[4]（P769）
除了贪欲与权势欲之外，莎士比亚还向我们揭示了人性中的色欲。一方面，他歌颂真正的爱情，认为爱情是人生幸福的所在。没有了它，“这个寂寞的世界就像一个猪圈”。而另一方面，他又谴责放纵情欲的行为。他多次把色欲比作引人堕落的毒蛇，认为它会“引人下地狱”，因为“色欲赌假咒、嗜血、好杀、满身是罪恶、凶残、粗野、不可靠、走极端”。在《错误的喜剧》中，莎士比亚借阿德里安娜之口道出了小安提福勒斯好色的嘴脸：“他和那些娼妇贱婢们朝朝厮拌”，“我知道他一定爱上了浪柳淫花，贪恋着温柔滋味才会忘记回家”。《维洛那二绅士》中的普洛丢斯是个典型的朝三暮四之徒，刚刚与情人朱利娅宣誓自己不变的忠诚：“要是我在哪一天哪个时辰里不曾为了你而叹息，那么在下个时辰里，让不幸的灾祸来惩罚我的薄情吧！”而转身就在情欲的驱使下，置友谊与爱情于不顾，违背誓约，狂热地追求朋友的恋人西尔维娅。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所塑造的一个“快要死都不忘记勾引女人的家伙”。他生活荒唐、轻浮淫荡、纵情声色。普希金在谈到他时说：“他的主要特征是纵情声色。”[5](P161)一次次被侮辱、被戏弄，但好了伤疤忘了痛，马上又沉溺于酒色之中。他纵欲的特性，固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与他的本性也不无关系。《第十二夜》中的马夫里奥，表面上是个谦恭谨慎、彬彬有礼的正人君子，但内心却是一个充满野心和欲望的贪财、贪色、追求权利的纵欲之徒。莎士比亚为什么塑造这一形象，解释可能是多面的。但仅就效果而言的话，除了增添戏剧效果，它还表明，贪财、贪色和追求权利等罪恶，其实都是人性的固有规定。在《仲夏夜之梦》中，莎士比亚也以浪漫变形的方式，表现了人性中纵欲的一面。在《一报还一报》中，安哲鲁是一个一向把自己装扮成高尚纯洁的人，但就是在这个“天使”的头上，也长出了“魔鬼的犄角”。他倚仗权势，逼迫伊莎贝拉满足他的淫欲，露骨地说：“把你的肉体呈献给我，来救你弟弟的性命，否则他不但不能活命，而且因为你的无情冷酷，我要叫他遍尝各种痛苦而死去。”在《终成眷属》中，勃特拉姆还图谋奸淫良家妇女。在《一报还一报》中，莎士比亚借伊莎贝拉之口说：“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利，却忘记了自己玻璃易碎的本来面目，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使天上的神明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
就像基督教所认为的那样，贪婪与纵欲又带来了其他众多的罪恶，多疑善妒就是其中之一。妒忌是人性中的毒瘤，是欲望的产物，它会带来谋杀与死亡。在基督教圣经中，第一桩谋杀案和第一次死亡就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因为妒忌而造成的。之所以说妒忌是人的欲望引起的，是因为它也是贪婪的一种体现，是对别人拥有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恼怒。从词源来看，英语中的“envy”和法语中的“envie”都与欲望有关系。一方面，妒忌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中，妒忌其实是现代爱情观的萌芽。而另一方面，妒忌又是人不自由的标志，因为它源于缺乏。黑格尔就指出，“‘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6](P32)。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憧憬的国家、财产、家庭和婚姻状况，就是一种人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出现的状况。特别是家庭和婚姻，是完全没有妒忌的。而正是因为人不自由，所以在追求自由的途中出现了妒忌。而又因为妒忌，带来了其他罪恶。
莎士比亚也认为妒忌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尽管他总要为妒忌的产生寻找一定的社会根源，但事实上，他又客观地描绘了它的属人性存在。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这些理由，妒忌的情感也一样会出现。他自己后来在《奥塞罗》里就借爱米利娅之口说，妒忌“不是因为有了什么理由而妒忌，只是为了妒忌而妒忌，那是一个凭空而来、自生自长的怪物”。如果说一定要寻找其产生的理由的话，那就是欲望，就是缺乏，就是不自由。在《错误的喜剧》中，阿德里安娜就是一个“情愿做妒忌的俘虏”的情痴，整天担心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住持尼就说：“妒妇的长舌比疯狗的牙齿更毒……你的丈夫是因为你的多疑善妒，才丧失了理智的。”在《无事生非》中，唐·约翰在失势之后，对出足了风头的新贵族克劳狄奥心存妒忌，总想寻找机会报复亲王和他宠爱的克劳狄奥。他不仅借克劳狄奥与希罗的婚事挑拨亲王与克劳狄奥的关系，而且设置圈套，败坏希罗的名声，破坏克劳狄奥的婚姻。克劳狄奥也是个多疑善妒的形象，在别人的挑拨下，他妒火中烧，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纯洁无辜的希罗大加羞辱。在《皆大欢喜》中，弗莱德里克因为妒忌哥哥的权势与地位，驱逐了哥哥，自己做了新公爵。弗莱德里克夫妇因为妒忌侄女罗瑟琳的名声会掩盖自己女儿的贤德，于是将她赶出王宫，并下令：如果在距王宫20英里的地方出现，就要处以死刑。又因为妒忌自己仇敌之子奥兰多的才能，设计捕捉他。奥兰多的哥哥奥列佛因为觊觎弟弟的财产，妒忌弟弟的才能而视弟弟为仇人。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旨在表现人的自由意志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为的是宣扬和谐与秩序主题，但它也展示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为争夺权与利而作恶的历史。在权与利的诱惑下，人身上的一切伪装被撕破，或为权力而绞尽脑汁、滥杀无辜，或为利益不择手段、草菅人命。
正是因为人有欲望，所以人区别于动物。也正是因为人的欲望，推动了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如斯宾诺莎所说，“欲望就是人的本质”[4]（P365）。恩格斯也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7]（P233）的确，欲望是生命火焰的指示灯，它使人类保持着生命的活力，旺盛的创作冲动。一旦当欲望熄灭的时候，一切也就完了。莎士比亚历史剧所表现的，就是欲望和利益驱动为支点的人类历史。在莎士比亚看来，无限制的纵欲是一种‘虐政’，它“曾经推翻了无数君主，使他们不能长久坐在王位上”，但另一方面，欲望又使人离开了本质的生命，使得高贵的人性被压抑和扭曲。可以说，欲望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驴皮，它也可以把人烧焦。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就是以欲望和利益驱动为支点的各种罪恶连缀成的历史，连续不断的战争就是因为权利欲望而引起的。比如贪婪，因为贪婪，所以总是不满足。因为不满足，所以要用尽心思去充实我们的生命。这样，就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又使人离开了本质的生命。
在《约翰王》中，约翰王因为不愿交出僭夺的王位，而与法国进行了持久的战争。法国企图培植自己的傀儡政权，从中获取利益而出兵英国。同时，约翰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置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割地、赔款，乃至出卖自己的侄女，残杀自己的侄儿。莎士比亚借庶子腓力普之口说：“‘利益’，这个颠倒乾坤的势力；这世界本来是安放得好好的，循着平稳的规定平稳前进，都是‘利益’，这引人作恶的势力，这动摇不定的‘利益’，使它脱离了不偏不颇的正道，迷失了正当的方向、鹄的和途径；就是这颠倒乾坤的势力，这‘利益’，……使一场坚决的正义的战争，转向一场卑鄙恶劣的和平。”然而腓力普之所以诅咒利益，却是因为利益还没有垂青于他的缘故：“当我是一个穷人的时候，我要信口谩骂，说只有富有是唯一的罪恶；要是有了钱，我就要说，只有贫穷才是最大的坏事。既然国王们也会因‘利益’而背信弃义；‘利益’，做我的君主吧，因为我要崇拜你！”在《理查二世》中，莎士比亚尽管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出发，没有谴责僭夺王位的波林勃洛克，但却客观地向我们描述了权与利对人的诱惑以及所带来的罪恶。理查凭借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任意霸占别人的财产，剥夺他人的自由。波林勃洛克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代价，起兵讨伐理查，名义上是为了讨回遗产，实际上是对王位的觊觎，这在他以后的行为中清楚地暴露出来。他不顾大主教所作的可怕的预言——“要是你们把王冠加在他的头上，让我预言英国人的血将要滋润英国的土壤，后世的子孙将要为这件罪行而痛苦呻吟；和平将要安睡在土耳其人和异教徒的国内，扰攘的战争将要破坏我们这和平的乐土，造成骨肉至亲自相残杀的局面；混乱、恐怖、惊慌和暴动将要在这里驻留，我们的国土将要被称为各各地，堆积骷髅的荒场。”——将理查送进塔狱，而自己做了君主，终于用他人的鲜血获取人人梦寐以求的王位。他自己就说：“凭着心血浇灌成我今日的地位。”为保住王位，他不仅暗示下属谋杀了理查，而且嫁祸于人，以获取贤君的美名。只是为了减轻良心的折磨，才去“参诣圣地，洗去我这罪恶的手上的血迹”。
在《亨利六世》中，年幼的国王被叔父们包围，而这帮人不仅不理朝纲，反而利用摄政之机，拉帮结派，争权夺利。护国公葛罗斯特事实上是个“揽权僭位的窃国公”，他挑拨战争，破坏和平，用苛刻的罚金榨取自由人的钱袋。而红衣主教温彻斯特更是荒淫无耻、重利盘剥、刚愎自用、野心勃勃，为与葛罗斯特争夺权力与利益互相谩骂，大打出手。这种臣僚不和，争权夺利将英国陷入到四分五裂之中，从而给法国人以可趁之机。与此同时，以普兰塔琪纳特（即约克公爵）为代表的白玫瑰党和以萨穆塞特公爵为代表的红玫瑰党，都阴谋篡夺王位，互相争斗，挑起了连绵不断的战争。约克公爵甚至以清君侧为借口，用武力相要挟，强迫亨利六世答应死后将王位传给其子孙。其儿子爱德华和理查更是野心勃勃，不满足亨利六世死后继位的许诺，要立即篡位登基。我们看到，即使是作为女人的玛格丽特王后，也充满着权力欲望。不仅阴谋除掉了手握大权的葛罗斯特及其妻子，而且亲率大兵，征讨篡位的约克党。因为权力与利益所引起的争斗，使英国陷入长达三十年战争之中。作者借亨利王之口哀叹到：“唉，多么悲惨的景象！唉，多么残酷的年代！狮子们争夺窝穴，却叫无辜的驯羊在它们的爪牙下遭殃。不幸的汉子，哭吧，我也要为你痛哭。在内战的战火中一切都将毁灭，让我们哭瞎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房被忧伤压碎吧。”
因为贪婪的本性，就是亨利五世这样被作者极力颂扬的理想君主，也罪恶累累。为了获取法国王位继承权，他穷兵黩武，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导致生灵涂炭，尸横遍野。作者借法国使臣蒙乔之口描写了战争之后的残酷与血腥：“我是来恳求您恩准我们走遍这片流血的沙场，把我方的阵亡将士清点一下，把那些死者埋了；从小兵中间辨认出我们的贵族来。唉，可叹哪！我们有好多公卿大人，都倒下来浸透在那雇佣兵的血泊里，而村夫俗子却摊开着粗大大脚，沐浴在贵人的血液里！那受伤的骏马，四脚都深深地浸在血泊里，发了疯，举起铁蹄，没命地把主人践踏，叫死了的人再死第二遍。啊，伟大的皇上，请准许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清点一下战场，也好让死者的遗骨有个归属。”贪婪的结果是，“到头来丧失了法兰西，又害得英格兰遍地流血”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尽狡诈、伪善、荒淫与残暴之能事的，莫过于《理查三世》中理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按世袭继承的规矩来看，王位距他很遥远。但为了获取觊觎已久的王位，他用无辜者的尸体与鲜血为自己铺设了一条通往王位的路，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为了取得王位，他先杀死了亨利六世父子，接着又挑拨起爱德华四世对其弟弟，即理查的二哥克莱伦斯的仇恨，用借刀杀人的方式杀掉了他，除掉了自己篡夺王位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最后又阴谋杀死了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王后之弟利佛斯、王后与前夫之子葛雷和道塞特，并将克莱伦斯的儿子关了起来，将克莱伦斯的女儿嫁给了一个穷人。除掉了几乎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对手后，他终于成功地登上了君王的宝座。但担心自己的王位受到威胁，他又对反对他的人大开杀戒，其中包括主张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继位的海司丁斯，以及曾经是自己亲信的勃金汉和所有王党。他还花言巧语地骗得了亨利六世之子爱德华的遗孀安夫人，以与兰开斯特家族攀亲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达到目的后又毒死了安夫人。为了对付反对自己的贵族，他又与自己的侄女，爱德华四世的女儿小伊丽莎白结婚。所有的这一切，都因争夺权力而起。作者借公爵夫人之口说出了人性堕落的根源：“我的夫君为了争取王冠而丧命，我的儿辈时起时落不得安顿，他们得意我欢乐，失意我啼哭。萧墙风云曾被吹散，王位得以安定，可是战胜者却又你争我夺，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灭天理，绝人性，疯狂的暴行……”
即使被作者作为开明君主塑造的亨利四世，在他“满脸堆笑”的背后，也掩藏的是阴险和狡诈。他对谁也不信任，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是一样。因为爱德蒙是理查二世的合法继承人，所以他一直不肯赎回被敌人俘虏的爱德蒙，以免危及自己的王位。为了保住王位，制止叛乱，他告诫儿子要“多多利用对外战争，使那些心性轻浮的人有了向外活动的机会”，这样就不会在国内挑起事端。另外如爱德蒙等人，为了得到王位，不顾人民的安危，多次叛乱，挑起连绵不断的战争。
这就是描写人间伊甸园的喜剧与历史剧吗？就是在这个伊甸园里，莎士比亚从不同角度，不同的侧面描绘了人的有限本质。一方面，“人的意志是无限的”，而另一方面，人的欲望也是无穷的。如莎士比亚借伊莎贝拉之口所说：“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却忘记了自己玻璃易碎的本来面目，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因为自由意志，人的本质中具有恶的倾向，但恶并不是与善对立的一面，而是善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人是善恶一体的存在。而这些恶的倾向对于向善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存在，正是它们一起构成了人的存在。歌德在《莎士比亚的命名日》中辩证地指出：“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另的一面，这一面对于后者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有一片温和的地带，就必须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样。”[8](P292)
如果说在喜剧和历史剧中，莎士比亚还只是无意识地揭示了人性中的罪恶的话，那么在他的悲剧创作中，他则再也不能无视人性中的罪恶这一客观存在了，不得不如实地将现世中的罪恶加以再现。如果说在前期喜剧创作中还只是显示出人性中罪恶的端倪，在历史剧还只是借历史事件表现人性中的罪恶的话，而在悲剧创作中，罪恶则无处不在，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人悲剧性处境的根源。
在中期的悲剧中我们看到，贪婪使人彻底异化。对权势的贪婪，促使克劳狄斯采用奸诈之计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兄长，霸占了自己的嫂子，同时还促使他千方百计想置哈姆雷特于死地，以绝后患。福丁勃拉斯因为觊觎别人一块荒芜的土地，不惜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以“牺牲了二千人的生命”为代价。贪婪不仅使得里根、高纳里尔等人不顾伦理亲情，恩将仇报地将自己的父亲扫地出门，沦落荒野，而且互相残杀，将国家置于水火之中。同样因为贪婪，使得像麦克白这样正直、勇敢、善良、头脑清醒，能征善战，威猛有力，懂得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英雄、卫国大臣变成了无视道德原则的凶手和暴君。他不仅谋杀了贤明的君王，而且“一不做，二不休”，让国王的两位侍从屈死刀下，杀人灭口。还嫁祸于人，致使两位王子逃往异国他乡。惊恐的恶梦戏谑过他的睡眠，但却没有唤醒他的良心。为了保住窃取的王位，他手持血染的王笏，肆意杀戮。那些声名显赫危及他王位的人，那些知晓他王位来历的人，那些出言不逊触怒他龙颜的人，都成了他杀戮的对象。于是“每一个新的黎明都听得见新孀的寡妇在哭泣，新失父母的孤儿在号啕，新的悲哀上冲霄汉”。如同麦克德夫所说：“踏遍地狱也找不出来一个比麦克白更万恶不赦的魔鬼。”即使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马尔康也坦言：“我知道在我的天性之中，深植着各种的罪恶，要是有一天暴露出来，黑暗的麦克白在相形之下，将会变成白雪一样纯洁。”他还对麦克德夫说：“在我的邪僻的心中还有一种不顾廉耻的贪婪，要是我做了国王，我一定要诛锄贵族，侵夺他们的土地；不是向这个人索取珠宝，就是向那个人索取房屋；我所有的越多，我的贪心越不知道餍足，我一定会为了图谋财富的缘故，向善良忠贞的人无端寻衅，把他们陷于死地。”
在《雅典的泰门》中，莎士比亚深刻揭露了贪婪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在后来创作的《亨利八世》中，萨立揭露伍尔习说：“红衣主教，用勒索的办法把全国的财富都搜集到您一个人的手里；比如说，……您把数不清的资财送到罗马提供教廷……为您的升官铺平道路，结果整个王国完全被您摧毁。”
尽管在前期的创作中莎士比亚也表现了人的纵欲本质，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我们也看到过塔摩拉与嬖臣艾伦的淫荡，但在中期的悲剧中，纵欲之风更甚。莎士比亚曾经精心描绘，热情歌颂的纯洁、神圣的爱情，其本来面目被彻底地揭开，变成了淫欲、放荡和背信弃义。哈姆雷特的母亲，在丈夫刚死不久，就嫁给了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ii]，莎士比亚撕下了荷马为战争戴上的虚假光环，还原为人的真实本质。在他看来，特洛伊和希腊之间“争来争去不过是为了一个王八和一个婊子”被特洛伊罗斯极度美化和崇拜的克瑞西达，转眼之间将爱情誓言抛到九霄云外，投入到敌人狄俄墨得斯的怀抱。而在莎士比亚眼里，希腊英雄帕特洛克洛斯只是一个供阿客硫斯玩弄的“男妓”，狄俄墨得斯是个放纵情欲的奸诈小人，潘达洛斯则是个十分猥琐淫荡的拉皮条者（Pander的名字也成了英语“拉皮条者”的意思）。在《李尔王》中，爱德蒙与已婚的姐妹高纳里尔和里根两个都有私情，而高纳里尔在对丈夫失去了新鲜感后，马上让“一个傻瓜侵占了我的眠床”。她不仅与比自己小得多的爱德蒙偷情，还不顾自己的身份，与管家私通。为了达到与爱德蒙结合的目的，她甚至还企图害死自己的丈夫。而里根为了得到爱德蒙，与高纳里尔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伯爵葛罗斯特也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人，爱德蒙就是他放纵情欲的产物。这不仅体现为爱德蒙是他的私生子，而且体现在他与爱德蒙的关系上。他对爱德蒙一味娇惯，其实，如残雪所说：“伯爵放纵这位小儿子也是放纵自己，他不愿意自己的激情受到干扰，他把这位掌上明珠看作自己青年时代的化身，沉浸在自恋的情绪中不能自拔。……伯爵把他当作自己身体内的一部分。”[9](P250)
在《安东尼与克莉奥配特拉》中，爱变成了肉体的放纵与本能情欲的发泄。在《麦克白》中，当马尔康说“我承认他嗜杀、骄奢、贪婪、虚伪、欺诈、狂暴、凶狠，一切可以指名的罪恶他都有；可是我的淫佚是没有止境的：你们的妻子、女儿、妇人、处女，都不能填满我的欲壑；我的猖狂的欲念会冲决一切节制和约束”的时候，麦克德夫居然说：“谁也不能禁止您满足您份内的欲望；您可以一方面尽情欢乐……我们国尽多自愿献身的女子，无论您怎样贪欢好色，也应付不了这许多求荣献媚的娇娥。”在随后的《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我们还看到，安提奥克斯更是荒淫无比，竟然与自己亲生的女儿乱伦。妓院里嫖客云集，作为总督的拉西马卡斯也公然嫖娼。
在悲剧中，莎士比亚还深刻地挖掘了作为原始欲念的妒忌的来源和后果。《裘力斯·恺撒》中的凯歇斯，因为个人私怨和对恺撒的妒忌，置民族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假造民意，阴谋筹划了谋杀，将罗马带入战争和混乱之中。而对恺撒的妒忌源于他认识到“假如要我为了自己而担惊受怕，那么我还是不要活着的好。我生下来就跟恺撒同样的自由”，他还认识到，“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于我们自己。”作为智者的俄狄修斯，深刻地了解人类妒忌的本质。所以当阿客硫斯拒不出战时，俄狄修斯假装推举埃阿斯，故意不理睬他，从而促使阿客硫斯因妒忌而行动起来。在《科利奥兰纳斯》中，被马歇斯美化的奥菲狄乌斯，其实心中盘踞着妒忌的毒蛇。由于他多次被马歇斯打败，所以由自由意志外化的自尊和荣誉使他对马歇斯充满了妒忌与仇恨。他假装与马歇斯极其友好，借他之手几乎打败罗马人，但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他又不失时机地除掉了这位“好友”。
伊阿古的妒忌也是源于自由意志，他说：“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主人也不是都该让仆人忠心地追随他。”但他的自由意志却是被用于为谋取权与利的打算：“我这样对他陪着小心，既不是为了忠心，也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装出这一副假脸。”这种私利打算，在奥塞罗提拔凯西奥作副官这件事情的引发下，终于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妒忌：“决不可长此下去。如果凯西奥活着，他的生命每天都呈现美，使我显得丑陋。”特别是在悲剧的结尾，当奥塞罗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的肉体和灵魂”时，伊阿古问答说：“什么都别问我，你们知道多少是多少。从这一刻起，我再不会开口。”这种表白与回答，事实上已经揭示了妒忌属人性的本质，因为它“把伊阿古的邪恶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抽象的本性力量的世界”[10](P17)。伊阿古妒忌的结果是引发出一场更大的妒忌，是残杀与死亡。伊阿古的挑拨其实也只是引发奥塞罗的导火线，如果他心中没有妒忌的毒蛇盘踞，怎么会听信小人的谗言就杀死自己钟爱的妻子呢？奥塞罗杀死妻子前的自白明白地表明杀死苔丝狄蒙娜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心中有恶魔：“这就是原因，这就是原因，我的灵魂。”
在《李尔王》中，我们也看到了李尔王同样的提问，只是它所针对的是包括妒忌在内的一切邪恶：“叫他们剖开里根的身子来，看看她心里有些什么东西。究竟为了什么天然的原因，她们的心才会变得这样硬？”爱德蒙因为妒忌兄弟爱德伽而在父亲面前进谗言，致使父亲将爱德伽赶出家门，流落荒野。高纳里尔与里根因为男人而心生妒忌，互相残杀。
在前期创作的第一部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莎士比亚曾经向我们揭示过人的本质中的残忍、荒淫和复仇的欲念。泰特斯打着“国家、人民、公正、荣誉”等理性主义的旗号，对哥特女王塔摩拉进行着毫无人道的折磨。不仅侵占了她的国家，而且一路上对她肆意凌辱，甚至还当着她的面，肢解了她的爱子。在血淋淋的报复中，他获得了一种满足与快感：“给我一支荣誉的手杖，让我颐养天年。”泰特斯的所作所为，激起的是塔摩拉心中仇恨的火焰。她不仅指使另两个儿子强奸了泰特斯的女儿，还割去其舌头以报复泰特斯的杀子之仇。随后，她又设计砍下了泰特斯的胳臂和泰特斯两个儿子的头。塔摩拉的报复和仇恨所带来的是泰特斯更大的仇恨和残忍的报复，他杀死了塔摩拉的两个儿子，而且将他们做成血饼让塔摩拉吃下，其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从中我们看到，人性中原始欲念一旦被释放出来，简直禽兽不如。但莎士比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出现，所以以浪漫喜剧中的宽恕、仁慈、博爱来掩盖人本质中复仇的欲念。但它似乎如毒瘤一样开始扩散，不仅侵蚀着和吞噬着身体与心灵，而且也感染和侵蚀每一个人。莎士比亚再也无法掩盖这种罪恶的本质了，只能予以揭露。
在悲剧中我们看到，不仅像雷欧提斯、福丁布拉斯这样一般的人心中有报复与仇恨的毒瘤，而且像哈姆雷特这样“人伦的典范”，心中也充满了报复与仇恨的念头。哈姆雷特就说自己“骄傲，有仇必报，富于野心”。《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特洛伊罗斯，面对被自己极力美化的克瑞西达的背叛和放纵，无限惊骇、绝望和不能理解，并从为保住“美丽”而战变成了一个复仇的战神，歇斯底里地咆哮：“让复仇的希望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罪恶无所不在，从中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罗马书”的训诫：“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3](P267)克劳狄斯、伊阿古、高纳里尔、里根、爱德蒙、麦克白夫妇等人的所作所为自然是罪恶，他们被贪婪、放纵与私欲所缠裹，不仅毁灭了他人，同时也毁灭了自己。即使是作为悲剧人物的哈姆雷特、奥塞罗、李尔王、勃鲁托斯，甚至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配特拉、奥菲妮娅、苔丝狄蒙娜、马歇斯、泰门等人，在维护和实现他们所追求伦理理想之中，也陷入到罪恶中。因为他们对世俗的东西，比如爱情、友谊、金钱、亲情等痴情过头，即基督教所说“越过界限”罪。所谓“越过界限”罪，即越过了上帝规定的界限。因为在基督教看来，世俗之爱隐藏着自私与无奈，它只不过是失神状态的信仰。一旦信仰恢复镇静，则爱就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对这种世俗的感情过于专注，必然会减少对上帝的爱。罗伊·巴顿豪斯认为，“超越上帝的仁慈的爱”，是要“受到上帝惩罚的”，只有“上帝的仁慈才是感情至高无上的主宰”[11](P361)，而过分专注于世俗的感情是一种罪恶。布雷德利在谈到哈姆雷特、奥塞罗、李尔王等人性格上缺陷时也认为：“这些缺陷和不足，从广义上讲，确实是罪恶。”[12](P30)
《雅典的泰门》可以说是莎士比亚对人性进行探讨的一部总结性的作品。在剧中，莎士比亚通过犬儒主义哲学家艾帕曼特斯之口说：“雅典已经变成一个众兽群居的林薮了。”他断言人性恶，他们像野兽一样互相吞食，而这种恶源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
我们说莎士比亚是善恶一体的思想家，说他将恶看作是人性中固有的一部分，是人性的本质规定，并不是否认他对特定社会历史现状的揭露与批判，而恰恰说明了他的深刻与伟大。他不仅仅只是关注现实本身，而更多关注的是人本身。这与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观念并不矛盾，因为任何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时代与社会中。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将他看作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话，就没有理解莎士比亚的深刻性，也没有理解人文主义的深层内涵。他的人性观也不是抽象的人性论，而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辨证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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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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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9]残雪.地狱中的独行者[M].北京:三联书店,2003.
[10]拜厄特.妒忌：家国之罪[J].外国文学通讯,1994,(2).
[11]Battenhouse Roy:Shakespeare’s Christian Dimens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2]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此文载于《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i]本文所引莎士比亚戏剧均出自《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不一一注释。
[ii]这部作品明为“阴暗喜剧”，而实际上就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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