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散文的一道绚丽风景
——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散文”
郭海鹰
前言
有意无意地,女人总是成为一道风景。
20世纪90年代初，“女性散文”的崛起和繁盛，无疑是新时期文坛的一大奇观。一批引人注目的女散文家，如:张洁、唐敏、苏叶、王英琦、张爱华、韩晓蕙、斯妤、叶梦、冯秋子、筱敏、素素、梅洁……灿若星辰，引领风骚于文坛。这批女散文家以她们出色的创作，不仅为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无可替代的丰富色彩,甚至足以使许多男性散文作家自愧不如。
而所谓“女性散文”，并不是所有女性作家所写的所有散文都可以被称为“女性散文”，散文评论家楼肇明曾指出，“女性散文”应满足三个条件:“(一)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思考；(二)这种思考是以自己的经历体验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是以自身的经历体验和女性的心理特征作为观察社会人生、历史自然的视角和触角的；(三)其想象方式具有女性的心理特征，偏爱或擅长顿悟、直觉、联觉等等。”[①]其中，女性思考自身的自觉女性意识，女性“自看自”的独特观感方式，正如莫·彭蒂在其《知觉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我自身既是‘观看者’,又是‘被观看者’，我自身看见观看着的自己，然而这又都是一个自己，都是通过‘观看者’内在地成为‘被观看者’而达到的一个自己”。这恰恰道出了“女性散文”的重要特色，也是界定女性散文概念的一个重要标准。
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散文”，是文学园地的姗姗来迟者，但是，在历尽艰难曲折之后,它终于超越了现代文学中冰心、张爱玲、苏青、丁玲等人的拓荒，经过了近30年女性声音的暗哑和断裂之后的重新萌醒,走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和成熟的阶段。可以说，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散文”，既历史地承续“五四”反封建、“人的解放”的既有的成果，又因社会的发展、时代制高点的提升而有着超越“五四”，向着更成熟、更具现代精神的自由而美丽的女性意识天地飞升的趋势。这些崛起的女性散文家大多数都出生在《0年代，她们经过“文革”的风暴、上山下乡等“炼狱”的磨练，独特而又艰难的人生体验使她们积压着诸多的人生话语要倾吐，因而新时期开始，随着极“左”思潮的解体和个性的弘扬,她们便选择重真诚、重感情的散文这种文体，破茧而出，形成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运作,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意识的蔓延,报纸副刊的增多,“女性散文”更得到了大众的青睐。
一
“女性散文”中最醉人者,莫过于对古今恒久的情爱的倾吐。她们抒写情爱中的酸甜苦辣及其所涵盖的道德伦理意识,表达对婚恋的渴慕,挖掘女性深层的生命之光。涉入爱河的女作家们可谓很好地发挥了她们潜藏的才能,在她们的笔下,爱情是那般美好,充满诱惑力。你甚至无从想象她们在描写这些的时候,何以有那么多异彩纷呈的连珠妙语。那一泻千里的激情,含羞藏娇的呢喃,泣泪滂沱的倾诉,无不展现出女性散文的一种美质。
然而,每个人心目中构筑的爱情与生活中的现实总有一段难以想象的差异,作为道德、传统、感情、依恋较之男性为重的女性,体味失恋、挫折往往比体味幸福更深一筹。自以为是一个弃儿的王英琦,自小尝到了没有母爱的压抑与孤单；青春时期又疲惫不堪地为事业和爱情奔走呼号,屐痕处处又步履唯艰,终于找到一个小窝,美满地得到一个儿子之后幸福又悄悄地消失了,自此把生命的一切倾注在曾经有过爱的结晶上面(见王英琦《被“造成的”女人》、《生活的散文》),尽管她表现了一个女性的“雄性”侧面,写出了自己的内在强悍及大大咧咧无所谓的新女性风范,让人感觉她的舒朗、开怀、乐观、豁达(见《美丽地生活着》、《没有终点的人生之旅》),但字里行间,我们依然可见一个弱女的形象,终是走不出性别自身。
张爱华似乎更显苦痛,残缺的童年使她过早地认识了生活,波折的情爱又在她青春的心灵打上了另一种烙印,使她又较早地领略了异性的一种(《秘密》)；无法弥补的破碎的婚姻,终又使她回到了童年的孤独中(《钓鱼》),她只有走进散文,以另一种形式与心灵交谈,她说:“童年幸福的人很少写散文；爱情如月的人很少写散文；心躁气浮者,怀才不遇者,天性忧郁如浮云者,爱鼓捣散文。散文是雨,随意而多情地下。总之,对于我散文是欠缺的补充,是人生不幸的副产品。”尽管这些文学女性一方面无法不认命不承受,一方面又表现出超然的无所畏,不在乎,但其心底潜藏的那份苦痛与孤独,往往无法隐晦地流露出来。“当女人如痴如醉地欢乐在她唯一因爱而投于其身的男人的怀抱中时,男人的感情却生锈了。”(黑孩《流自谁流向哪里的第一滴血》)；“如今我走着,悠悠哉甚,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人了,货真价实的独身女人了。没有一个男人会在这个时候想到我,也没有一个男人会约束我哪怕一丝一毫的自由。”(匡文留《一个雪日的断想》)。像唐敏说的:“女子是一种极其敏锐和精巧的昆虫。她们的触角、眼睛、柔软无骨的躯体,还有那艳丽的翅膀,仅仅是为了感受爱、接受爱而生成的。她们最早预感到灾难,又最早在灾难的打击下夭亡。”
婚姻是两性间的纽带,也强化了权利和义务。然而长期形成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氛围,往往使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摆在随从的地位,包括属于作家行列的文学女性。“作为一个女人,我知道我软弱我纤细我撑不起这个世界。每个女人其实都在企望一座长城,能够安全地靠在上面是何等幸福。我怕极了漫漫长夜踽踽独行。我宁愿闭上眼睛把手交给他任他走到天涯海角。”(韩晓蕙《不喜欢做女人》)因而她们对婚姻与家庭投入过多的感情和精力,以期生命的平衡与快乐。她们自豪地袒露和评说自己的家庭世界,自己的白马王子。她们带有歌唱性质地宣告爱情的辉煌,她们毫不隐讳地流露对丈夫的诚服、信赖和倾心。她们爱屋及乌地体爱丈夫,男人吸烟的嗜好,在她们眼里是很潇洒的举止,使得自己也熟识了香烟的档次与分类。即使丈夫戒烟之后,也细心地保存着几条好烟,以预防着有朝一日丈夫重新开戒时,。毕恭毕敬。地奉献在丈夫面前(杨泥《丈夫戒烟》)；她们自己不喜酒,却那般细腻地道出丈夫对酒的爱好,浓浓美味地歌赞满室酒味的芳香(苏叶《清芬的酒味》)；她们往往因为丈夫的勤劳持家而自责自怨:丈夫。娶了我这样的妻子,算是倒霉了。”她们“事业心”的一角细细保存着丈夫的所有优点,并上升到一种高度进行自我批判:“爱情,难道仅仅是一方的奉献吗?”(郑云云《我和我的丈夫》)；她们宣称:“世界上任何妻子所能给予丈夫的,我都要给你,不仅如此,我还要给你别人无法给予,而只有我能给予你的东西。(张彬彬《红兜兜》)；甚至在经历了一场双方不自愿的离婚喜剧后深切表白:”我无时无刻都视我的家为我风雨飘摇的生命之舟的港湾,为我匆匆忙忙辛辛苦苦的人生驿站,为我的安宁我的逸眠我的福佑。(梅洁《那一天》),言辞之凿凿,无不令人砰然心动。
此外,生儿育女是女性散文的又一母题。几乎每一位进入家庭伊甸园的作家,都必在此方面带上感情的一笔。她们视生儿育女为天经地义,较之获得爱情更具诱惑力。她们毫不隐晦且有意识地深情细腻地描绘一个女人婚后对孩子的朦胧渴望及坚毅的要求:“我的确变得勇敢,对将做母亲的未来充满信心。当孩子在母腹中翻滚腾挪时,我的全身神经细胞都在欢呼着他、感应着他。生活对我不再是一个冷漠的抽象概念,而是那样地和我的血脉息息相关”(丹娅《心念到永远》)；在她们的笔下,生命的诞生过程是那般惨烈而美艳:“女人的欲望凝结成为痛楚,生命在阵阵痛楚中升华着,乳房流出了雪白的乳汁。没有男人,男人等在世界之外。没有肮脏、羞耻。血从下部静静地流出,冲洗着产楼；只有呱呱坠地的哭声,才突然撕裂了密合的夜空。”(李蔚红《生命的响声》)“明白了我的孩子只能这么诞生,我就只好面对一切……孩子,生完你,护士给妈妈缝了三十六针,没上麻药,而妈妈没皱一下眉没发一声呻吟,你明白妈妈心里这种痛苦已经能承受么?”(冯秋子《婴儿诞生》)在婴儿诞生之后,母性的歌唱更进入了高潮,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辉煌。”小嘴第一次叼住你的乳房咂咂吮吸的时候,你的乳房又麻又痒又疼又酥,你忍不住叫了起来,不知是快活还是痛楚,你甚至感觉到他吮吸的是你的整个生命。”(珍尔《不要拒绝做母亲》)“窗外的一切一切都消失了,唯有你,你的光芒万丈的微笑,高悬在我颤栗的空中。”(斯妤《凝眸》)”我忍不住一遍又一遍端详你的眉头、鼻子、眼睛、嘴巴。我可爱的小天使,我不能不深深地问自己:我是否有资格做一位母亲。”(韩春旭《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黎明》)她们变得从未象现在这般精神、充实,这般富有活力富有善意同情心,她们似乎随着孩子回到了娇小的童稚世界,心灵那般宽广起来(项小米《小小世界》)；她们甚至愿视日渐长大的孩子为同学、朋友(黄晓萍《脉脉此情》)。人生是多变的,文学女性也不可避免地要遭逢收获不到的失落和痛苦,她们对失去儿女的哀怨、呼喊,犹如天崩地裂:”帆帆,我要找到你,窗外秋风飒飒,我要用姥姥双手絮成的小棉被把你抱在怀里……我要找到你,帆帆,要你给妈妈讲长城、西湖,讲蓝天、绿草、红花……我的儿子,也许,你的父母什么都不曾给过你,只给了你这个名——帆。”(刘先琴《望海》)这就是女作家们母性的情怀。
对女性生命体验的广泛书写和形而上的审美观照,表明女性散文作家比她们的前辈更自觉地强调写作中的女性立场和意义。铁凝就曾坦率地说:“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辩论作品的产地是头脑还是子宫,重要的是我们不必否认自己是女人。只有正视自己才能开拓自己,每一次开拓自己即是对世界的又一次发现。”[②]女性的自信中隐含着对男性中心的文学标准的叛逆。从女性散文内部发展的要求来看,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散文,秉承的是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之所以有这种绚丽多姿、多元互补、各有千秋的”万花缭乱之趣”的局面,正是女性散文从各种人为的禁区中解放了出来,“才分不同,思绪各异”的女性性灵得到了充分舒展。
二
散文如何变革的话题总是常提常新,但与小说、诗歌等相比,它却老成持重得多。而90年代女性散文在艺术空间中最具意义的探索和开拓,是对人们习见的传统女性散文所呈现出来的“过多的抒情,感情缠绵,读起来有‘女郎诗’的味道”[③]的模式的摆脱。当许多女性散文立意从“诗意和文采中下凡”时,女性散文思维方式和抒情结构的更新、出新引起了评论家们的惊叹。不论是称赞唐敏散文“感受力的精致和独特”、“情感结构的要素丰富”且多变,[④]还是赋予曹明华、张爱华、斯妤、叶梦、胡晓梦等的散文以“巫性思维”、“发散性思维”、“神话思维”[⑤]等种种命名,人们所赞叹的是这些散文冲破了陈旧的抒情模式,在叙述技巧、散文结构、情感运作诸方面呈现出活泼、新鲜、多样的特点。自觉的散文创新意识,意欲探求建构”散文审美空间的多重可能性”,一些新锐女作家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借来了种种表现手法。最为普遍的是“在意识的跳跃滚动,对时空的自由切割,瞬间幻象的捕捉与再现,语言的象征和变形,对荒诞的揭示和表述上”[⑥]做了不少的探索。斯妤的目的是“抒写心灵的苦痛、揭示人生的荒诞、表现丰富复杂的人性”,文本中充满了夸张、变形、梦魇及冷硬和怪异的意象。叶梦、赵玫则更多采用诗的语言,表达女性特有的变化无端的心绪和潜意识。现代主义是一种关于焦虑的艺术,女作家们显然深感旧的表现手法难以恰当表达现代情感,有意采用意识流动、内心独白、理性和非理性等手法,以图有效表达焦虑、孤独、无法言语的绝望等剧烈的感情。
为走出单一的倾诉和直抒方式,更多的女性散文把沉淀情感、情理相济,表现“合理的情绪的流”作为叙事抒情的目标。自觉地使叙述技巧、意象设置、章法结构成为有意味的方式,以表现更丰满、曲折的女性心理,使叙述成为散文中富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张爱华的《分书》、《寂寞的徐霞客》,唐敏的《霜降柿子红》等,都不是平铺直叙地进行背景介绍或过程交代,让人一览无余,而是力图使叙述在散文中活起来,成为作家审美欲望追求的体现。意象,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物,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⑦]苏叶笔下的扇子崖意象(《只有扇子崖》),张抗抗笔下的牡丹的意象(《牡丹的拒绝》),昙花的意象(《瞬间与永恒的舞蹈》),张爱华对水果与女人的联想(《水果女人》),筱敏从水的各种形式到水的本质的阐发(《春水》),都具有较丰富的内蕴,对于读者的启示可以是多方面的,但它显然更含蓄地表达了作家的内心状态、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反应和人生经验。
由于女性特有的“巫性思维”,敏感、顿悟、直觉、联想等心理功能尤为突出,因而女性散文在艺术上呈现出活泼新颖,灵动多元的探求。
在艺术思维上,她们一般都善于突破线性思维模式,跳跃性极大。也就是说,女性散文家的意识流动如同梦幻一般,突破时空的逻辑限制,超前跃后,难觅因果的联系,造成文字的大跨度,但又让读者觉得不牵强、不生硬,具有更多的随意与灵气。
在艺术结构上,她们广泛吸取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流动性。诸如心理流动的辐射,荒诞不羁的变形与夸张,蒙太奇式的组接与粘合,象征系统的模糊与含蓄……在女性散文中均有大量的出现。这些突破常规、一反传统的新结构,有利于女性心灵的舒张和个性的弘扬,给读者带来新的审美感受。
在艺术语言上,女性散文极富诗化与情化的特点,语言的张力与弹性极大。这是因为女性散文家多愁善感,极富幻想,她们常常采用比喻、象征、复沓、排比等修辞手段来表情达意,因而使语言凝练贴切,字约意丰,温文婉转,情味深浓。
女性写作以特有的女性心理方式和语言方式进行表达,由于女性独特的生理和社会文化境遇,女性话语往往偏爱袒露心迹,以极其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写作,把目光投注到自我的隐秘角落,对自身经验作无所顾虑的发掘,并回到内心及自己的身体语言中。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表达,而是这种表达是否源自女性本身的经验。在社会生活中,女性常常是一个“屋内人”的角色,不同于男人要“走出房间”,女性需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用自己的眼睛,打量自己的身体,以女性自身的角度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审视自我。她们的视线从外部世界回归到女性本体,从寻找自我到认识回归自我,并在这种女性自审意识的基础上,以女性的眼光、姿态和立场,描写女性的生活和人生体验,揭示其生活本质和情状,对女性的生命层面作本真的谛视、展示和冥思。在这种女性写作中,各种有关女性的人生体验以及有关女性身体的眩目感成为女性散文的主题话语。这些女性散文,以女性的视角、视点,发现一个关于“女人”的叙事,完成一个女性追问自我的过程,一个女性的话语由自身向生命深处的指涉。随女性意识从失落到回归,女性意识成为洞见世俗人生的一种独立的审美意识,女性写作也浸润了女性独有的特点,让男性作家望尘莫及,叹为观止。女性文本在世纪末成为在一个平面的视点上,与男性对眸的等同话语。女性散文在关注自身,走向世俗,走向时尚,走向感性和体验的过程中,始终执著地发出对自身终极价值的追问。女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审美角色,以一种女性之躯认识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方式,确立了一种女性叙事最基本的方式。“这是一些渴望情爱渴望倾诉生活的文学女性,她们的血肉灵魂在散文中显得骨肉丰满,因而往往能给人以强烈持久的心灵撞击。她们毫不遮掩地把整个自己袒露给读者,让人真正看到一个个真实的女性……这就是这些女性散文的高妙所在。”[⑧]
女性散文之所以能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主要是她们敢于揭开遮掩自己内心的帘幕,并且把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用散文化的语言公诸于世。女性的心理细微而敏感,女性散文家能描摹出心灵的每一个颤动,其对婚姻、恋爱、情欲乃至性欲的表达,往往比男性散文家更坦然、更大胆。她们是在写散文,但更重要的是她们在写女人、写自己、写心灵、写情感体验、写个性追求、写精神寄托、写人格力量。正如王英琦所说,“读者本以为是要看到一个作家,而惊喜地发现了一个人。”的确,通过散文而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人,这比散文本身更重要。
然而,女性散文也有她的弱点,即有些散文注意挖掘自己内心的隐秘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于是使作品变得过于细碎,甚至显得肉麻。把夫妻、情人间的一点小事,化成长长的笔墨,在旁人看来,未免小题大做。还有一些作品过于迷恋身边的小世界,写为妻为母的经历过于激动、自豪乃至于心满意足、絮絮叨叨,缺乏细致沉淀的情感体验,忽视了由女性个性、身边局部向广阔人生、大千世界的延展和辐射。女性散文的一位代表作家梅洁也感到了这一缺陷,她说:我们女性散文只是反反复复地在吟哦着“儿女情长”,反反复复地“丈夫呀”、“儿子呀”、“女儿呀”,反反复复地“怀孩子”、“生孩子”、“爱家呀”、“不爱家呀”,反反复复地“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反反复复地“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散文的大智慧大思考大魂魄在消匿着,失落着。
话虽如此,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世纪之交的女性散文以女性自我意识为标志,以袒露时代女性心灵求索的轨迹为己任,无疑给过去以男性世界为主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一道璀璨的风景。
本文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8期摘要转载。
[①] 楼肇明：《女性社会角色·女性想象力·。巫性。思维》，《散文选刊》1990年第1期。
[②] 铁凝：《女人的白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③] 汪曾祺：《当代散文大系总序》，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④] 孙绍振：《散文领域的一颗希望之星——论唐敏的散文》，《当代作家评论》199》年第1期。
[⑤] 参见楼肇明《文化接轨的航程》一文，见《内心的蚂蚁：第二性独白·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 斯妤：《斯妤散文精选·自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⑦] 韦勒克·沃伦：《文化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202页。
[⑧] 王剑冰：《女性的坦白》，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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