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世纪”城市女性生存状态的”档案”
——张抗抗《作女》解读
郭海鹰
摘 要：从“作女”与时代、“作女”与社会、“作女”与男人、“作女”和女人等角度，揭示女人自身的矛盾和弱点，感受白领女性的张狂、迷惘与尴尬；从而探讨“她世纪”中城市女性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她世纪”；“作女”；城市女性；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D442.69；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5）06-0052-05
上个世纪，人们还在女人“第二性”的问题上纠缠不清，转眼跨入新世纪，一种女性意识极度张扬的说法却足以让百年前的人们瞠目结舌：21世纪，有人把它叫作——“她世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抗抗推出了她的《作女》，其扉页上赫然写着：“本书献给她世纪”，宣称要以这部小说，为“作女”命名和正名，为“她世纪”留存一部“作女”档案。因此，本文拟从解读《作女》入手，探讨“她世纪”城市女性的生存状态，感受白领女性的张狂、迷惘与尴尬。
一
“作”要读平声，在北京、东北、上海、江浙的方言中都有这个字，专指女性那些有违常规、不安分守己的行为。但在张抗抗看来，“作”是男性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给女性的一个贬义词，她要通过《作女》为“作”正名——“作”是一个褒义词，是对当今女性生存状态的高度概括，“作”形容女性不安于现状，在生活中主动出击以获得更为自我的空间，是女性解放的表现。张抗抗说：“进入21世纪的自由经济时代，城市女性的境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发现在自己周围，有许多女性朋友，越来越不安于以往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不认命、不知足、不甘心，对生活不再是被动无奈地承受，而是主动地出击和挑衅，她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精神享受，为此不惜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伤，直到头破血流、精疲力尽……我把这样的女人誉为‘作女’”。[①]按张抗抗的说法，所谓“作女”，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涌现的一群城市女性，她们是温柔贤淑的传统女性的对立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秩序的反叛者，她们的经济、个性、情感都十分独立，总是充满挑战生活的勇气，不断尝试肉体与精神的冒险。更为广义的“作女”没有年龄、职业、阶层、教育程度的限制，她们是以男性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的”搅局者”。
《作女》的主人公卓尔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搅局者，她的名字，来自“卓尔不群”，“卓”也是“作”的谐音。以卓尔为代表的“作女”们有四大特点：一是这些永不知足、不甘心、不认命、极不安分的“作女”们在当下的中国已进入“作”的狂热状态，她们走沙漠、上南极、炒老板，哪儿有热闹往哪儿凑。二是“作女”们发誓不当第三者，但频繁离婚、频繁约会，换男朋友如换衣履。男人如果打她们的主意、追求她们，就有可能被她们咄咄逼人的主动气势搞得灰头土脸、疲惫不堪……三是对现有道德和社会秩序主动出击和挑衅，她们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追求格调的品质，往往成为现代商业社会女性时尚的同谋，由于过分的执着和极端的冲动，也常使传统社会的卫道士们尴尬万分，哭笑不得。四是“作女”白领皆为社会精英，她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实力一次次发问和检验，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却永不言悔。
“作”是时代发展变化的必然，是妇女解放到一定程度的标志和产儿。“作”的动力既来自时代的激发和赠予，也是从女人身体深处爆发出来的能量。这是一个“作”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在“作”，而是成千上万的女人在“作”，《作女》写的就是一群中国白领女性的“作”。
其实外国人早就“作”了，中国男人也一直在“作”，可人们认为这些人的“作”是理所当然、见惯不怪。虽然现代工商社会那些成就了一番事业的男士在创业发迹时不可能不“作”，但男人的“作”不叫“作”，“敢想敢干”、“富冒险情神”、“有创意”这样的词似乎是专为男人准备的，或者说“作”过的男人们，偏偏对“作”尤其是对女人的“作”更多地流露出某种讥讽与不屑——
天下的男人任是怎样地上窜下跳，怎样一败涂地又起死回生，都说那男人如何厉害如何富于创造，顶多是如何不知天高地厚，总没有人说那男人“作”的。但女人若是略有几分顽劣，男人随口扔过来一句：你要作死啊！一骂就骂到了终点。可见男人之“作”自古以来天经地义，而女人的“作”才刚刚起了个头儿啊。[②]
女性智慧才情的放诞外露还是太难被目前这个社会所接纳，何况在悬崖上舞蹈[③]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张扬维度的难以把握，使这些急于展现自我的女性极易陷入个性膨胀与偏执狂热中，所以，“作女”实在是个让人爱恨参半的角色。就连在《作女》这样一部女性意识颇浓的作品中，最易让人产生观念认同的形象居然还是那个身为珠宝商的男性“成功人士”郑达磊。而女人的人生则怎么“作”都好像有点残缺，小说借女二号陶桃之口说出了这种矛盾和困惑：
这世上的事儿，我比你看得透彻，一个女人不能太优秀了，要是一不留神当了女强人，这辈子就没好日子过了……一个女人是经不起几年折腾的……女人的幸福跟男人是不一样的，女人首先要有安全感，这是女人的生理特性决定的，人一旦违反自然规律肯定没好结果。
由于男权社会的无尽延续，不少以男性视角为视点的话语逐渐形成社会话语、裁判话语，比如英雄美女、女为悦己者容……这一切都是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男性进攻女性承受，男性强势女性弱势。
既然社会是这样的社会，男人是这样的男人，那么在为“作女”立传时，就不得不时时警惕社会生活中的性别文化，不得不写出这个社会中处处充斥着的性别歧视和性别问题。但张抗抗并没有将矛头一味地指向社会和男人，更没有将责任推给社会和男人，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的现实，清醒地分析女人自身和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弱点。作者对女人的批判犀利、深刻、毫不留情，而对男人思想观念中对女人的蔑视则描写得隐晦曲折，在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出哪个男人伤害了女人，他们帮助女人、欣赏女人、喜欢女人，但最终疏离“作女”。他们的欣赏属于好奇，而非认同。所以——
“作”是女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看不见对手而且永无休止的心灵战争。“作”是一种创意的实现，是按自己的愿望去活，是使自己的人生有声有色。“作”是一种运动，它呈现出女人身体波浪般的曲线，因为女人的力气不够，她们想要顶开头上那块几千年沉积的盖板，只能一下一下地拱动，拱动就成为“作”的必要姿势。
张抗抗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真实的女人究竟是怎样的呢？女人深层的女性潜意识对女人行为的干扰和制约是否也导致作为社会的女性某种难以克服的缺陷与局限呢?A……女人的虚荣、依附性、嫉妒心等等使得女人同男人一样，具有与生俱来的弱点，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不完全是那么可爱和完美的……‘弱肉强食’是生物进化的原则之一，‘肉.’与‘食.’不一定都表现为异类的消灭与被消灭，还有同类之间的欺凌与被欺凌，索取与被索取”。[④]张抗抗对女性弱点的警觉，对女性之间矛盾的体察，都在提醒女作家们不要被性别对抗遮住自己的视线，唯有立足于人类生存的高视点才不至于陷入盲目的泥淖，女作家们需要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去全面、真实地认识女性、表现女性。
二
《作女》很容易被认定为女性主义题材的作品，但评论家孟繁华却认为这么理解并不合适：“小说中的‘作女’们并不能舍弃和男人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我们不知道她们最后的归宿在哪里，不知道她们最后是否找到了可供安放心灵的空间，其实这是两性共有的困惑。”[⑤]“戴锦华教授也认为这部小说与女性主义并不相干，她说，这是作者用自己的生命痕迹去试图进行解释的一个过程，是一次女人对女人的描述，描述对象其实首先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当代人：“只有脑子里已经有关于女人的规范和约束，才会认为她们(作女)出格。”张抗抗本人则强调：“《作女》是一部女性小说，但是我没有主义，因为我是从鲜活的、具体的、真实的生活出发、从我熟悉的人物出发，它的‘核’就是女人与自己的弱点进行的持久战争。”[⑥]“文学最根本的东西是个性化，而不是男性、女性特色”。[⑦]她借《作女》中的人物夏娃之口说：
女权主义是一个悖论，它在用作女人自我防卫或进攻武器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件女性慢性自杀的工具……所以千万别把那些“主义”，甭管是什么“主义”当回事儿，一个人的个性是比性别更重要的。
对于性别问题、女性问题，张抗抗有着自己冷静的思索、判断和把握，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她就提出“我们需要两个世界”，认为女作家不仅要描写女性的内心世界，还要描写女性与男性共同面对的大世界。她一直坚信创作中“人”的东西是第一位的，“女性”的东西是第二位的，认为“当人的尊严都没有的时候，何谈女性?这不是把它放在第二性的位置上，而是放在母项和子项上，是这样一种分别。‘人’是一个统称，具体到男人和女人。我们的思维习惯先是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然后他的分类是男人和女人，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就是我们在旧制度下面生活所感受到的压力，是一个人的尊严问题，是受压迫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自由问题。人的概念包括男性和女性，是两性共有的”。因此，《作女》“探讨的不单单是男人、女人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危机，从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关心人的命运而不仅仅是女性的命运。”[⑧]
小说中处处可以体察到作者的女性意识，看到作者的性别关怀，但她绝不偏激，更不滥同情。对女性自身的矛盾、弱点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对社会的性别歧视同样给了毫不含糊的鞭挞。对时代，张抗抗有着清醒的判断，她知道当代女性不相信眼泪，“作”是今日女性的一种生存状态，“作女”们会义无反顾地“作”下去，更多的“作女”会不断地涌现出来，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社会，女作家也进入了冷静、清醒、成熟、强大、超越的阶段。
卓尔正是这个时代年轻女性的”运动”先锋，也是这个时代的冒险家。她的“作”，用世俗的眼光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她有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完全可以平静地生活，找个爱人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但这一切恰恰是卓尔厌倦或不屑的。我们不知道卓尔究竟想要什么，只知道卓尔就是要“卓尔不群”、与众不同，在自我想象中不断构造自己不知所终的人生之旅。卓尔“作”的欲望是一种普遍的欲望。不同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敢于像卓尔那样“作”，或者有条件去“折腾”，时代环境的相对宽松以及商业主义霸权的建立，调动或膨胀了人们潜隐的但又所指不明的躁动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像今天这样既蠢蠢欲动又方位不明，每个人都有要做点什么的欲望但又不知究竟该做什么，卓尔实际上是放大了的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社会世俗化运动带来的必然后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小说，已经将这种后果描述得万花纷呈，特别是在知识阶层，卓尔只不过是个集大成者而已。因此，卓尔的欲望是超性别的欲望，无论男性女性，也无论是想象还是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的确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
卓尔的不安分，实际上就是为了自由的逃亡，她不能容忍任何来自世俗世界的束缚。可是，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卓尔每一次异想天开的折腾，都不能离开她和周边的关系，特别是和三个男人的关系。通过卓尔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老乔、卢荟、郑达磊这三个男人，事实上是三个不同的符号，他们分别和性、文明、金钱相关。如果这一指认成立的话，那么卓尔的折腾或“作”，就始终与她的欲望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卓尔与其说要自由，毋宁说她什么都想得到。她确实部分地体验了自由的快乐——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可以心血来潮地与陌生人做爱，可以让爱她的男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把握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但结果她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自由的代价只有卓尔自己知道，她会为去南极的资金发愁，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因孤独而独自饮泣，在小说的最后，卓尔还是无可奈何地将自己放逐了，她完成的只是一场不知所终的“作女”运动。
小说结尾处，卓尔的再次出走是意味深长的。20世纪以来，在中国任何一个变动或转型时期，都不乏卓尔式的人物，她们要特立独行，要与世俗社会势不两立，但她们却不见容于社会，或者说社会不是为任何一个个人准备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同了意识形态，也就决定了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进入这个社会。20世纪以来的“卓尔”们之所以屡战屡败，就在于她们没有取得这样的“通行证”。在一个身份社会里，卓尔抛弃了身份，她不但不要社会身份，而且不要家庭身份，她不要工作、不要丈夫、不要孩子。这是一种不作宣告的革命，对于社会来说，她之所以不被容纳，是因为她潜隐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但这也正是卓尔作为小说人物的成功。她内心的欲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欲望，但她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强烈、勇敢，她集中了这个时代共同的想象并敢于实践，因此卓尔的”绝对化”恰恰是一个“典型”人物。
三
“作女”卓尔的形象，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另一个关于”男人在现代”的经典意象——在路上。那部出自美国男性作家杰克#克普亚克手笔的著名小说《在路上》，说的是男人逃避和拒绝“稳定”，让自己的心灵、精神永远漂泊、永远在寻找的故事。卓尔的那份“作”，实际上也就是女人“在路上”的状态了。不过，“作女”们的“漂泊”，主要还是情感方面的，准确地说，也就是“爱情寄托”、“情感归宿”的漂泊与寻觅。“作女”卓尔，在“社会人”和“女人”这两个层面上都使劲儿地“作”着，不在乎传统的生存模式(如稳定的职业和收入)，试图寻找更能舒展自我天性的可能的生存方式。走出婚姻之后，一方面她全身心地渴望着真正够质量有光彩的性别碰撞与激情，而一旦真地遇到，她却又迅速地逃离开去。卓尔总的趋势是渴望爱情，但却逃避婚姻。“独身主义者”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已不太陌生，但卓尔的独特之处是她没有明确的“主义”，并且经历过婚姻。而婚姻给她的，关键还不是伤害，而是失望或茫然，换句话说，她对于婚姻生活是充满了不适应的，婚姻使她处处不知所措、疲于应付，怎么投入都找不到感觉，怎么努力都无法做好。所以，卓尔的“爱情”在漂泊，从这个男人漂向另一个男人，而哪个男人都无法让卓尔再一次下决心进入婚姻。
对偶制的婚姻模式，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从起点上，“婚姻”的保护对象是单一性别的。虽然人类进入现代文明阶段后，也曾下大功夫从观念、社会制度、法律上调整婚姻一边倒的状况，力求做到“两性权益对等”，但无奈，婚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男权性质”的，不但从头到尾都没人征求过女性对婚姻的真实意愿，而且几千年里“婚姻”又早形成了自身的模式与惯性，这就是所谓的“固定秩序”。女人遇到的男人可以千差万别，但步入婚姻后，几乎没有哪个男人能够不要那个“固定秩序”，就算他自己无所谓，社会与男人身后的家族等背景也不允许他“走得太远”。因此，卓尔逃避婚姻，并不是逃避男人、爱情和性，而恰恰是在逃避“婚姻”所意味的秩序，也许是因为她感到了这“秩序”不管怎么调整，归根结底还是对女性的限制和压抑会更多些吧。
在传统的和通俗的文学诠释里，“女人的悲剧”假如发生在爱情中，主要是受到男人的欺骗、玩弄；而假如发生在婚姻关系中，则主要是受到男人的伤害与剥夺'这里面，通常责任必定该由一个男人或一些男人来负。同时，即使假定“男人”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不管他本人初衷如何，人品和动机如何，最终常常都免不了因各种主观理由和客观因素而构成对女人的伤害。可是在这种解释里，起码“女人”和“爱情”、“婚姻”的关系总还不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万一能碰上一个“理想男人”的话，问题也就可以圆满地解决了。但是，“卓尔”们的问题却不一样，她们的问题是作为“女人”的自己，与“婚姻”的关系本身产生了麻烦，对她们来说，“婚姻”对象是什么样的男人倒在其次，致命的问题是，她对“婚姻模式”本身产生了抵触和质疑，对这模式中的男人和自己都缺乏足够的信心。从这个角度看，张抗抗的卓尔的确触及到了女性生存中最本质也最深刻的困境。
“作女”群体的崛起与涌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必然。社会的进步诱发了女性强烈的“作”欲。封建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纲常伦理在商业时代的逐渐弱化，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飞翔空间与更多的梦想。正如西苏所说，“飞翔是妇女的姿势”[⑨]，唯有清楚的“女性自我意识”，自己完全属于自己，自在地飞翔，体认“自我主体”，女性书写才能取得更高的成就，女性文本才能具有“极大的颠覆性”[⑩]，而张抗抗正是通过《作女》做到了这一点，她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自己对生活敏锐、独到的观察，把“作女”这样一个正在“萌芽”状态下的新事物揭示给我们，并对这一存在现实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和探讨，对未来社会的生活和走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出了自己的预测。在这部小说中，张抗抗不仅重新梳理了女性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特质，还重新探讨了女人的优点和弱点，让读者从中感受到现代都市白领女性的张狂、迷惘与尴尬。因此，如果说《作女》是”她世纪”城市女性生存状态的”档案”的话，的确实至名归。
说明：本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①] 张抗抗：《眼中笔下的作女》，《光明日报》2002年6月6日。
[②] 张抗抗：《作女》，华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③] “作女”被译作Woman on the edge。
[④] 《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香港文学》第72期。
[⑤] 《关于“作女”的讨论》，《中国妇女报》，2002年6月3日。
[⑥] 黎婉冰、张抗抗：《我们为什么而作？》，《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3日。
[⑦] 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⑧] 张抗抗：《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你是先锋吗?——张抗抗访谈录》，文汇出版社，2002年。
[⑨]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⑩] [法]陶丽·莫依著，陈洁诗译：《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台北)板桥：骆驼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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