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其失也巫”辩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左传》中记载了许多有关梦境、卜筮、天道、灾异之事，晋代范宁据此批评“其失也巫”，实际上这是对《左传》的一种误读。《左传》是对春秋历史的客观真实的记录，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关键词：《左传》；梦；卜筮；春秋时代；
Debating on the shortcoming of the mystery events in Zuo Zhuan
CHEN Yan-hui
(Faculty of Interenational Communication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events about prophesing dream and divination in Zuo Zhuan. Fan Ning criticized it and consider those mystery events as shortcomings.In the author’s opinion, Zuo Zhuan is an excellent work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Key: Zuo Zhuan;dream;divinati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晋代范宁在《春秋谷梁传集解》序言中对春秋三传的优缺点都做了概括评价：“《左氏》 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关于《左传》的“艳而富”，无疑是指其文辞优美记事较多；“其失也巫”，唐杨士勋疏曰：“‘其失也巫’者，谓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申生之托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厉，彭生之妖是也。”[1](P11)不仅范宁有如此批评，许多学者对于《左传》中鬼神祸福之事都有非议，汉代王充批评说“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2](P)；唐代韩愈的评价是：“左氏浮夸”[3](P)唐代赵匡批评得很严厉，他说《左传》“浅于公谷，诬谬实繁”[4]清代学者韩菼批评其“好语神怪，易致失实。”[5](P2)
综观《左传》一书所记载的“巫”事的确很多，但以此作为《左传》的缺点甚至进而批评《左传》“怪”、“浮夸”或贬其“浅”或“诬谬”都是过于片面，没有真正理解春秋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作者的基本史学原则、史学思想对于晋代范宁提出的“其失也巫”的批评，我们认为这正是《左传》达到历史性与文学性统一的关键之处。下面我们拟从这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一 史学的《左传》是对春秋历史的忠实记录。
对于范宁“其失也巫”的批评，清代学者汪中的解释道：“而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与！”[6](P24)汪中对于《左传》之“巫”的分类比较全面，基本概括了《左传》所记人事之外的饱受非议的“子不语”的内容。但是《左传》对这五事的记载只是对春秋历史的真实客观的记载，是对当时社会思想和历史事实的忠实反映，并且，《左传》在对这些社会状况客观叙述的同时，蕴涵着作者睿智的历史判断。
春秋时代人们仍然相信“天”是万物的主宰。“他们相信政权的更迭，国家的”兴亡，以至个人的祸福，均是天决定的。”[7](P443)在《左传》中人们经常提到“天”，如“天祸许国”“天其以礼悔祸于许？”“天而既厌周德矣！”[8]（《左传》隐公十一年）、“天方授楚”[8]（《左传》桓公六年）“天祸晋国”[8] （《左传》成公十三年）“天不靖晋国”[8]（《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天祸鲁国”[8]（《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天将兴之”[8]（《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天去其疾矣”[8]（《左传》桓公八年）“天败楚也”[8]（《左传》成公十六年）“天可逃乎”[8]( 《左传》宣公四年)等等。持有这些观念的人绝大多数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他们的思想也是春秋时代的“精英与经典思想”，是代表了春秋时代“最高水准的思想和文化”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9](P129)既然这些是当时人的真实思想和言说，作为对那个时代进行客观反映的《左传》也就应该而且必须认真的记录下来。在那个时代，天道观念并不是为每一个精英分子所坚信的，当时有一些人士已经开始对“天”表示出怀疑而重视与人有直接关系的“德”。《左传》襄公十八年载：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楚国入侵郑国，以郑国实力不足与楚国抗衡，郑国一直是晋、楚争夺的对象，所以郑国的胜败对于晋国来说很重要，对这次战争结果，晋国师旷和董叔以乐律和天道预测楚军必无功而返，而晋国重臣叔向却认为最重要的是国君的“德”，只有国君的品德才能决定国家兴衰战事的胜负。
春秋时期人们对鬼神的信仰十分普遍，如《左传》昭公七年载：
郑人相惊以伯有，……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郑国执政大臣子产是春秋时代之名臣，他曾提出过“天道远，人道迩”[8]( 《左传》 昭公十八年)的观点，是当时思想进步人士，但他还是确信人死后是可以变为鬼的，并且对此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子产的观点代表了春秋时期的一般思想，春秋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8]（《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鬼神，希望得到神鬼的赐福是世人如此重视祭祀的重要原因。《左传》中此类记载很多，如 “可荐于鬼神”[8]（《左传》隐公三年）“鬼神实不逞于许君”[8]（《左传》隐公十一年）“鬼神乏主”[8]（《左传》桓公六年）“鬼神非人实亲”[8]（《左传》僖公五年）“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8]（《左传》僖公二十六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8]（《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其祝史陈信于鬼神”[8](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未事鬼神”[8]（《左传》昭公十三年）等等。
春秋时代诸侯会盟是维护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在《左传》中记载的大小会盟二百多次，各国会盟的一个重要仪式是盟誓，而无论是《左传》、《国语》这些传世文献，还是近年来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等出土文献的所记载的誓词中，参加会盟的各方为了保持盟誓的可靠性，都毫无例外的坚信“明神”能够高高在上的监督各国言行保证他们实行誓言，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
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
王子虎与诸侯的盟誓之辞很有代表性，春秋时代每个誓词不仅规定了结盟各国的义务，而且也对背盟者提出惩罚诅咒，即对违背者，聪明正直无私的“明神”会惩罚他，即“明神殛之”。
春秋时代社会思想不断变化过程中，一些人对鬼神对人的佑护功能产生怀疑，如随国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 虢国的史嚚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8]（《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宋国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8]（《左传》鲁僖公十九年）可见，《左传》无论对虔诚信奉鬼神之人，抑或对祭神祀鬼之事表示不满而重视人的作用的历史事件都记录下来。
《左传》有80余条灾异的记录，其中有近30则带有预言性质。春秋时人们认为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与人间的某些行为有关，无论是大雨、地震、洪水，还是火灾、陨石、山崩，他们都认为是上天的某种启示，预示着人世存在着不正确的行为或某些重要人物如国君或大臣品德上有缺陷，如《左传》庄公十一年，宋国发生水灾，宋国君认为这是由于“孤实不敬，天降之灾”；昭公四年，鲁国“大雨雹”，大臣季武子向申丰询问如何避免，申丰的回答是：“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把自然现象与国君的品德联系到一起。《左传》中一个典型的关于“灾祥”的例子是僖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宋国连续发生“陨石”和“六鷁退飞”两个怪异现象，宋襄公想了解这是何“灾祥”，周内史叔兴认为这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并且提出“吉凶由人”的观点。《左传》对这些“灾祥”真实记载的同时，再次强调了人的行为在社会中的作用。
春秋社会对未来预测或临事决断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卜筮。当时的人们对卜筮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虔诚的相信卜筮可以预测未来，《左传》中所记的涉及《周易》的有19处，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所记懿氏卜妻陈敬仲与陈敬仲少时周史用《周易》之筮，所得结论都是陈氏后代必然昌盛。又如昭公五年所记鲁穆子出生之时庄叔之筮，结论是其“卒以馁死”等等，《左传》中所记许多卜筮都应验了，这也是其遭到非难的主要原因，但他同时也记载了当时一些对卜筮提出怀疑的人的言论和事例。如昭公十二年鲁国南蒯将叛之前，曾筮，筮辞为“黄裳元吉”，他以为大吉，但子服惠伯的解释却是“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并提出卜筮用《易》的一个原则“且夫《易》，不可以占险”，把卜筮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联系起来。此外，也有人对卜筮的基本功用提出质疑，如《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国将攻打郧人，楚国大臣莫敖对战斗结果没有把握，想通过卜筮预测，遭到楚国将领斗廉反对，斗廉认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实际上他认为战斗胜负的关键在于战术、军心以及对对方的了解，卜筮无益于此，故此拒绝战前占卜。
对梦的记载也是《左传》的一个特点，《左传》所写之梦共29个，这些梦大都有预言性质，如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时，晋韩厥梦见父亲子舆对他说，“且辟左右”，果然，战场上其“故中御而从齐侯”之时，其左右结被对方射死，只有他不仅躲避了对方的攻击而且还捉到逢丑父立了战功。其他如僖公十年晋大夫狐突白日见到申生之梦；成公十七年，“声伯梦涉洹”；昭公三十一年赵简子梦到“童子裸而转以歌”等等，都是具有预言性质，做梦之人对梦境或深信不疑或存畏惧之心。《左传》中也记载了一些人对梦不相信的事例，如僖公二十八年：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及连谷而死。
楚国令尹子玉对梦中河神之索求不以为然，也就是说他更本就不相信梦的预言功能，这次他战败身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没有满足河神的要求，而是荣季所说的“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是由于不重视民事导致失去民心而失败。
《左传》不仅记载了当时人们相信梦有预测功能的事例，同时也记录了一些不信梦的人们的言行，这同样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代表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
上文我们从“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五个方面分析《左传》对春秋历史的记录，可以看出，晋代范宁批评《左传》“其失也巫”的观点是对《左氏》的误读，作为一个史官，《左传》的作者只是对当时的历史作忠实客观的记录，他没有只记相信“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的事例，而是把相对甚至相反的事实都毫无偏颇的记载下来，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好恶而关注历史的一个侧面。我们知道，春秋时代是一个思想发生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说和新旧思想并存于世，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9]（P129）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剧变而缩短距离，相反，二者间的差距因精英人士的思维超前和民间文化固有的保守而大大加大了。汪中认为由于“周之东迁，官失其守”，[6](P25)导致史官职能变化使得原本为史官的《左传》的作者承担起过多的职能，才使《左传》中记载了那些受到指责的“巫”的内容，实际上这种观点与范宁一样是对《左传》的误解，我们审视《左传》中所记载的这些“怪力乱神”之事，他们都不是孤立出现的，都是作者在叙述某个历史事实时连带而出的，是历史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原本如此，凌稚隆：“《左传》为文章之冠，… …而说者往往病其诬，……其所纪妖祥梦卜鬼怪神奇一一响应，似属浮夸。然变幻非可理推，古今自不相及，安知事果尽诬，非沿旧史之失耶？惟是专以利害成败论人，故先为异说于前以著其验，此朱子亦得以大病訾之尔。”[10]也就是说，作者所读到的、听到的历史就是包括了“巫”的内容的，他不应该也没有权力剔除这些怪异之事。
二 文学的《左传》“思涉鬼神，古今卓绝”
唐代刘知几评论《左传》“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11]的确，当我们把目光从史学转向文学时，这些饱受批评的“其失也巫”的文字，竟给《左传》这一史学著作增添了无限的文学魅力。特别是其中关于梦境、卜筮和鬼神的描写，使原本平淡枯燥的历史叙事变得生动、形象，原来单调乏味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从而使《左传》成为史传文学和古典小说的楷模。
《左传》二十七处关于梦的记载中有很多富于戏剧性的描写，如成公十年载：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这是《左传》记载的比较典型的有完整情节的梦，故事主要是叙述晋景公之死，在这短短的不到三百字的描写中竟包含了三个梦，分别是晋景公梦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厉鬼和“疾为二竖子”两个梦，以及“小臣”“负公以登天”之梦。这样三个梦与“桑田巫”和秦医所言一起构成了这个充满了神异性与戏剧性的生动有趣的情节，其中有人物的动作、语言甚至面目神情心理描写。其他描写梦境比较精彩的如，襄公十八年晋国大臣荀偃与晋厉公争讼之梦，哀公二十六年宋国宗子“得”梦到自己继位之梦，哀公十七年卫侯于北宫见浑良夫之梦等。
《左传》中所描写的灾异鬼神之事由于本身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语言动作描写细致入微，因此对后世史传文学、古典小说和戏剧影响深远。在其后的史传文学如《史记》、《汉书》中都有类似灾祥、梦境应验的记载事件的记载，几乎历代开国帝王都有神异之事相随，如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等。清人冯镇峦说：“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12]《左传》中有的片断与小说并无二致，后世的小说也继承了其中的变化错综故事结构、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和神异怪诞富于想象的情节。使其成为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等以梦为题材的文学样式的的先声。
《左传》以其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达到了历史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无愧于其“古今卓绝”、“千古文字之妙”以及“文章之冠”的美誉。
[注释]
[1] 李学勤主编.春秋谷梁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王充，论衡，案书篇
[3] 韩愈，进学解
[4] 薛亚军，《左传》灾异预言略论下，镇江师专学报，1997，2
[5]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汪中，述学[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0
[9]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凌稚隆.春秋左传注评测义[M]万历15（1587）年刻本转引自刘丽文，论《左传》的历史观，求是学刊，2001，6
[11] 刘知几.史通,杂说
[12]冯镇峦.读聊斋杂说[M].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转引自郭丹，思涉鬼神工侔造化，求索，1992，2
* 作者简介：陈彦辉（1973—），男，汉族，吉林长岭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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