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样的生活是高境界有品位的生活？什么样的交游是兴会盎然畅神怡情的交游？这与人生态度密切相关。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和他的学生谈人生，谈理想，“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有人想了解你，你将拿什么来回答呢？在听了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的表述后，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令孔子喟然赞许的正是曾点的“异乎三子者之撰”：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1]（ｐ130）
孔子一向是积极入仕参政的，而此时他虽然也肯定其他人，但是更赞赏曾点所表达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人不是生来受苦，一生都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困乏其身的。人是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但其目的是为了“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贤如曾点能如此逍遥，其治国有成，其谁曰不然？其实“吾与点”有三义：一为曾点与二三子一样有治国雄心，救民良方。二为“成于乐”，“礼后乎”，曾点的礼乐教化精神比二三子高出一筹。三为先忧后乐的潇洒风致，淡雅胸襟。曾点所描绘的从容潇洒，暮春交游 ，浴风且咏，实为兰亭之滥觞。兰亭雅集是对曾点理想有诸多发挥的一次完美的践行与造型。在《兰亭诗》中，就有多人写其间的文化渊源与精神联系。如：
王羲之：代谢鳞次，忽焉以周。欣欣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好，散怀一丘。
桓伟：主人虽无怀，应物贵有尚。宣尼遨沂津，萧然心神王。数子各言志，曾生发清唱。今我欣斯游，愠情亦蹔畅。
袁峤之：古人咏舞雩，今也同斯叹。[2](ｐ.895)
感受生活，享受幸福，不是说只能在达到了理想社会之后，在没有任何苦难和不公之后。如果那样，它就只是一种虚枉的幻想。幸福在日常生活中，幸福甚至在艰难困苦中，在灾难中；只要我们去寻觅，只要它是正当的，合理的。这应该说是一种人生智慧。取一个极端的例子：“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刘孝标注引裴松之语“八岁小儿，能悬了祸患，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固亦有过成人矣。” [3](ｐ.58)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人生的适意快意，正是魏晋时期人生观的一大进步。
竹林七贤的交游更给文人雅事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们在一起或清谈玄理，或鼓排锻铁，或饮酒啸歌，或品味山水，成为文人集团游处之雅事。《世说新语•任诞》记“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竹林七贤之“竹林”，陈寅恪先生言源于佛典，古印度迦兰陀归佛后，以竹园奉佛立精舍，为如来说法之场所。但它并不与七贤游处有竹林相矛盾，《世说新语》注引郭缘生《述征记》云“嵇公故居，时有遗竹”，又引《御览》一百八十引《述征记》曰“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时有遗竹也。”可知此地实有竹。自此之后，竹子、竹林，便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依傍物，既赏其风致，又写送情怀，并垂竹林七贤之雅韵。王子猷个人“何可一日无此君” [4](ｐ.760)闻人有好竹便赏之，顾不上礼节。诗人欢会更是如此，兰亭之所在，“有茂林修竹”，兰亭之所咏，竹不在少。“莺语吟修竹”（孙绰），“青萝繄岫，修竹冠岑”（谢万），“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王玄之），而此时“尚想味古人”（虞说 ），“千载同一朝”（谢绎），大概是不会忘却了竹林七贤的。尤其是他们在赏玩当中，迁想到宇宙人生，其“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玄之）都与竹林七贤一脉相承。可以说，竹林之聚，竹林七贤之遗世独立，澄怀论道，其思致直指人生，是兰亭雅集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为兰亭盛事提供了鲜明的行为风范。
二
文人骚客名士贵胄之聚会，自古有之，如梁园，如南皮，如金谷。兰亭雅集与之相较，均有损益，独有面目，后出而上。
梁园，又称梁苑，是西汉梁孝王刘武所建的东苑，故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梁园规模宏大，方三百余里，宫室相连属，可供游赏驰猎。梁孝王在此广纳宾客，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均为座上客，宴集于此。《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孝王，窦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入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可见梁园是皇家园林，可与上林相埓。梁园又叫兔园，它的特点是规模宏大，宫殿巍峨。森林郁茂，可驰猎其间。唐代张说《安乐郡主花烛行》有“梁园山竹凝云汉，仰望高楼在天半。”由于它的宏富博大，梁园被后世用来喻指皇家宅第园林，甚至借指汴京开封，如宋代陈师道《骑驴》诗之二“独无锦里惊人句，也得梁园画作图。任渊注：“梁园，指汴京。”元代武汉臣《生金阁》第一折“拜辞了年高的父母，我一径的取应往梁园去。”此中梁园，即指开封。汉代的建筑，在北方，皇家园林极尽高峻奢华自不待说，贵戚名胄也紧步后尘，不甘示弱。《后汉书•梁冀传》载：“冀乃大起第舍，而寿（冀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牗皆有倚疎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石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藏室。远致汉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石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竞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阳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施封域，殆将千里。又起兔园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可以看出，建筑的宏阔高大，是为了显示权力与富贵，直接的方便是利于宴游休憇，而其所欣赏的自然则是荒野的自然、生糙的自然。那种极尽奢华的人工建筑和荒野丘壑极不协调，并不形成统一体；而主人客人的游乐也主要是穷侈极欲，纵情物欲的占有，鲜见精神的启悟。
南皮之游是一大进步。南皮，秦置县名，在今河北省。汉末建安中，魏文帝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与友人吴质等文酒射雉，欢聚于此。曹丕《与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5](ｐ.1089) 在《又与吴质书》中，曹丕写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5](ｐ.1089) 而吴质的《答魏太子笺》也记道：“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歌，置酒乐饮，赋诗称寿……。” [6](ｐ.1221) 吴质在另一封《在元城与魏太子笺》中写道：“前蒙延纳，侍宴终日，耀灵匿景，继以华灯，虽虞卿过赵，平原入秦，受赠千金，浮觞旬日，无以过也。” [6](ｐ.1221)
从这里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由于是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又是地处县境南皮，其游处没有高楼大厦。“驰骋北场，旅食南馆”，当是在军营行宫中宴饮。然而亦有王公气，“舆轮徐动，参从无声”，“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赫然有权贵相。其游乐亦颇驳杂，有弹棋，有六博，有弦歌，有射猎，而且还“白日既匿，继以朗月”，“耀灵匿景，继以华灯”，一处不足乐，迁至他处，继以酣畅。尽管如此，尚有饮酒，有赋诗，有“妙思六经，逍遥百氏”。 且酒为“文酒”，当无伧父斗酒之风。更难能可贵的是，“酒正使人人自远”，[4](ｐ.749) 酒兴阑珊，悲从中来，“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乐住哀来，怆然伤怀”。南皮游人体悟到“斯乐难常”。快乐是短暂的，欢聚是短暂的，人生也是短暂的。偶然随时都可能结束难能可贵的生命。不如意事十八九，而分离和永别更是战乱时人间的常态。“许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此时曹丕定然体会到宇宙与人生，瞬间与永恒等深刻命题，所以才有了他“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惧“日月逝于上，体貎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 [7](ｐ.1098)而奋起述作之思。在这里，南皮游士穿透了由物质到精神间的蔽障，由形下而形上，蝉蜕出思想与精神的星星荧火，使这高翔于夜空，成为后来兰亭诗人的接力薪火。顺便说，其中的“觞酌流行”、“浮觞”，则极可能是兰亭“流觞曲水”的法式源头。
金谷之会，是由“舞雩之咏”到“兰亭雅集”的又一关捩。如果说南皮之游展示的是权力的威仪，那么金谷之会则炫赫的是财富的奢靡。石崇的《金谷诗序》云：“余以元康六年……，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 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必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晏，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往，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或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 [8](ｐ.1651) 这是一次在私家园林中的送别聚会，而其奢华排场丝毫不亚于有王室背景的南皮之会。石崇在《思归叹》中还记道：“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 [8](ｐ.1650)
与梁园冀宅皇胄贵戚的园林建筑相比，石崇的金谷园，虽然极其富丽，但也渐近自然和谐，而且这自然是人工的自然，亲近日常生活的自然。此时建筑审美的风尚，已由繁华壮丽转而为自然怡人。“自然”是这个时代的最高标准，一切审美评价概莫能外。《晋书•孟嘉传》记载，（桓）温问（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谓也？”嘉答曰：“渐近使之然。”《世说新语•识鉴》注引《嘉别传》记曰，温问：“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尔。”又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渐近自然。”
渐近自然，是魏晋以降的审美尺度。本来弦乐、管乐、歌喉声乐都很美，然而哪个更美更胜呢？一个“渐近自然”便厘定了高下。比照梁冀的“第舍”和石崇的“制宅”，高下判然。不仅石崇如此，孙绰的《遂初赋序》也记载他的建园，“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 [9](ｐ.1807)不求其高峻宏大，但求其自然雅致，是晋代有别于汉代的建筑标志。而且，石崇、孙绰的建园观、生活观，是财富价值对权力价值的冲击，是个人自然怡情的生活观对官府政治权威生活观的冲击。石崇的游处好象是处处要与曹丕争胜，也是“昼夜游晏，屡迁其坐，”游乐也颇驳杂，又是“弋钓”，又是“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又是“鸡猪鹅鸭之类，莫不必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来“娱目欢心”，实有唯恐锦衣夜行的铜臭气浮夸味。但是也要看到他“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逸想远思，确有其“跨迈流俗”的一面。他的不能诗者罚酒三斗，亦成为兰亭成式，而“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更为王羲之结文所模仿。
三
隐逸文化是兰亭雅集的又一个文化之源。
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分析了士人隐逸的原因：“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而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他们希望寻求一种另类生活以明志，以存身。然而早期的隐逸之士大多是“苦隐”，隐于林薮山泽，甘愿蓬头跣足，忍饥受冻，其精神可嘉，其境遇的困苦，令人同情。在汉代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中就描写了山野的恐怖寂寥：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僚。……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慄，……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10](ｐ.99)
《三国志•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更是记载了焦先隐居山野的困苦窘迫：
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繄，须去乃出。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灸，呻吟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饮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与人相遇，辄下道蔵匿。或问其故，常言“草茅之人，与狐兔同群”。
孙登也是魏晋时有名的隐士，他在汲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以自覆。” [11](ｐ.2426)焦先貌同狂疾，孙登形如野人，这种山隐未免太苦，怎样才能既不降其志，又不辱其身，于是魏晋以来的隐士大多采取朝隐、市隐、田园之隐。即使是山隐，也不再像焦先、孙登那般困苦了。如郭文，西晋末年先是“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后来则“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而且还 “食有余谷，辄恤穷匮。” [12](ｐ.2440)
隐逸本身体现着回归自然，而隐逸的方式由山野之隐向田园之隐的转化，也体现出由“矫性”回归“自然”的生存方式。于是魏晋时期的招隐诗一改汉代招隐之面目，山野被涂上了美丽的色彩，与其说是招隐士，不如说是歌颂和向往隐士生活，恨不得自己去归隐。
左思《招隐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 [13](ｐ.310)
陆机《招隐诗》：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13](ｐ.310)
张载《招隐诗》：去来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14](ｐ.740)
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更是直接宣示了“矫性”的山隐不如自然的市隐：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凝霜凋朱颜，寒泉伤玉趾。周才信众人，偏智任诸已。推分得天和，矫性失至理。归来安所期，与物齐终始。[13](ｐ.310)
不必劳形苦神遁迹山林，不必矫性偏智抗世独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怡情乐性，在安适随和的人世间自由生存，就像陶渊明所写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才是大智慧，是魏晋士人在总结了历代隐士生活之后所获得的新知与大智慧。正如王羲之给吏部郎谢万的信中所说：“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得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燕，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姿，其为得意，可胜言邪！” [15](ｐ.2102)兰亭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适意生存的所在。
摒弃了权力声势的虚张，摒弃了物欲奢华的虚荣，摆脱了勾心斗角案牍劳形的困顿，也摆脱了隐逸山林的偏智矫性，“会心处不必在远，郁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 [16](ｐ.120)魏晋士人经过探索与思考之路，穿透历史与思想的蔽障，终于来到了山明水秀的兰亭。
四
这是东晋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
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谢安、孙绰等41人汇聚在兰亭，修禊，饮酒，赋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日。
上巳修禊，是古老的民俗。“《风俗通》曰：‘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疾病。禊者，絜也，于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17](ｐ.645)春日里人们通过洗浴，祓除病秽，祈求安康。经过洗浴，焕然一新，目明神畅，实在是身体和精神都一下轻松了许多。这时，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在一个风光殊胜的地方，“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暎带左右”，令人心旷神怡。主人的安排也很好，很有文化品位。不是南皮、梁园，让人产生皇权的压抑感，不是梁冀的第舍高楼，也不是石崇的金谷，让人产生富贵的侈靡庸俗感。不需要连日继夜，以骋娱恣，那样太浮浪淫靡，不说健康，即以审美而言也疲劳失趣。不需要驳杂罗陈，什么弹棋六博、驰猎弋钓，连琴瑟笙筑也可免去，左思不是有诗吗：“非必有丝竹，山水有清音。”至味在淡，大音希声。冗杂繁縟，会影响和妨碍我们对自然的赏会。就这样吧，简单而自然，让我们尽情地欣赏自然，让我们的心灵在自然中获得陶冶和感悟！“虽无丝竹管弦” ，但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少的，那就是“一觞一咏”。酒怎么能少呢？“酒，正使人人自远”，[4](ｐ.749) “酒，正自引人著胜地”，[4](ｐ.760) “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4](ｐ.763)更何况面对这样的佳日佳会，良辰良朋！咏，也是不能少的，从曾点的“咏而归”一直到南皮、金谷，何曾不咏！兰亭之咏当胜昔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18](ｐ.638)何能不咏！“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好一个“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把文人聚会简化到极致，也精炼到极致，它一洗铅华浮夸而纯粹纯洁，直指灵性升华之高兴快乐！不是王羲之拿不出音乐班子来鼓吹拍打，不是找不到楼堂馆所，不是没有时间夜以继日，这实在是出于自觉――文明的自觉，诗性的自觉，生活的自觉，思想的自觉！
兰亭雅集的思想文化意义表现在：
首先，兰亭雅集，体现着平等的精神，它不像曹丕显示权力之尊，“舆轮徐动，参从无声”，不像石崇表现肥遁傲然之势，“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兰亭聚会，极自然，有意而随意，王羲之只是一个召集人、东道主；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是一个服务者，为大家集诗，作序。他把一些好的习惯留下了，“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这是多么雅致，有情趣！赋诗，有不能者，罚依金谷酒数，据王羲之《临河叙》记，“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19](ｐ.1609)因为它是以诗会友，是文人雅集，在这里赋诗者，王羲之没有把权力最高的谢安排在首位，而首推著名诗人孙绰。不能诗者，王羲之也不回避地方官“地头蛇”谢胜，这才显出了兰亭诗人民主的、平等的、以艺术为标准的真本色。
其次，热爱自然，赏会自然山水，是兰亭雅集的重要思想内容。“崇山峻岭”，令人想到顾恺之语会稽山“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 [16](ｐ.143)王献之言山上之感，“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16](ｐ.145)且不说由此而感，君子比德，就是纯粹的欣赏自然，也足以让人“尤难为怀”了。“茂林修竹”，更让人遐思翩翩，风发意气。竹林七贤之雅聚，“何可一日无此君” [4](ｐ.760)之晋人口实，无不标举一种风致，一种对自然的真情和对高情雅士的向往与追怀。“清流激湍”，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咸旸，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决然兀矣。” [9](ｐ.1808)孙绰的感慨足以传出水的魅力。就这样，兰亭诗人与大自然同体同构，兀然神会。诚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兰亭诗人敏感的心灵在与大自然的对接中能不爆出思想的艺术的火花吗？
第三，兰亭诗人由叹赏大自然的如此美丽，迁想到人生的美丽，引发出对生活的珍爱，对生命的珍爱，从而重视现实生活，追求现实的人生快乐。“仰观俯察”是我国古老的认知智慧，审美是这样，对社会、自然、人生的认识是这样，对万事万物的总规律的把握也是这样。以自然为师，为大宗师，触类旁通，在浑含万有的大自然中体悟要妙之道，妙想迁得出人生的真谛，自然与社会的真谛，这就是“师造化”。《易系辞上》就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南朝梁时的刘勰把“仰观俯察”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得出“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20](ｐ.1)的本体论认识，而东晋时的王羲之，则是从“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中，体悟到生命的有限与无限，生命的可贵与可悲，进而体悟到生命的价值、生活应有的态度。“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春和景明，鸢飞鱼跃，山林欤，皋壤欤，万物无不活泼泼地生机盎然。在此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乃携其契，散怀一丘”（王羲之），真是人生乐事。此时，忘却了庸常烦扰，远离了世俗名利，消散了机心块垒，一洗胸次，一新神明，怎不令人欣然自喜，触目着春。“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王羲之）“流风指枉渚，停云阴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孙绰）“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繄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玄崿吐润，霏雾成阴。”（谢万）“温风起东谷，和气振柔条。”（郗昙）“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孙统）把烦恼抛却，“今我欣斯游，愠情亦蹔畅。”“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玄之）“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仰咏挹余芳，怡情味重渊。”（王蕴之）尽情享受这人生的欢乐，“人亦有言，得意则欢，佳宾既臻，相与游盘。”（袁峤之）“嘉会欣时游，豁尔畅心神。”（王肃之）由此欢乐，才引发出兰亭诗人对生命的珍视，对生活的热爱，也才有了王羲之“死生亦大矣”的感慨。
兰亭诗人明白地感受到时空对于生命的阻隔，探索生命如何超越有限时空，并由此产生出积极向上的生命追求。人只能生活在有限的时空，然而人的精神可以穿透古今，与上下千古融通。“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这是对生命的觉悟。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是珍贵的。生命对于古人和今人，其意义是一样的。今人和古人的人生情理“若合一契”。一切“陈迹”都会被时间打扫干净，但生命的价值、思想的意义却千古流传。王羲之可能也会遗憾不能与孔子曾点风乎舞雩，悟言一室，可能遗憾不能参加金谷之会，与石季伦一起放浪形骸，其实他不必遗憾，大可以“远想千载外，何必谢曩昔。” （王羲之）他有理由“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15](ｐ.2099)因为兰亭风流，兰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超越前人，足传于后。而且，王羲之有理由相信，虽然物质实境“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但思想精神“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的确，兰亭雅集、兰亭诗及序超越了前人，不仅是形式的超越，更是内容的意义的超越，是对生活意趣和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与超越，是生命从有限向无限的超越。
从上巳的美好和短暂，感悟出人生美好聚会的不易与短暂，并由此体悟到人生的不易与短暂。“千载同一朝，沐浴陶清尘。”（谢绎）“寄畅须臾欢，尚想味古人。”（虞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样难得的聚会，无怪乎王羲之感慨“有心未能悟，适足緾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也无怪乎曹华“狂吟任所适，浪流无何乡。” 须知，生命的意义是与生命的幸福感相联系的，珍视人生的快乐和幸福，是重视人生意义的要义之一。
兰亭诗人意识到“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生命不论长短都会完结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而超越有限生命的方式，则在于记述，在于“临文嗟悼”，“录其所述”，在于“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样，瞬间凝为永恒。这样生命之薪可尽，而思想之火不息。在王羲之看来，这也是与“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的。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话：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貎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我们在王羲之的诗序中不正感受到同样的忧惧悲痛和由此生成的积极奋发吗！
第四，兰亭诗人尚想古今，体认到与古人的精神联系，修稧、欢聚、饮酒、赋诗，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盛典。在《兰亭诗》中有大量的诗作表达了遥想古人的情感。比如“咏彼舞雩，异世同流”（王羲之），“伊昔先子，有怀春游。”（谢安）“兀若谢羲唐……安复觉彭殇。”（谢安） “宣民遨沂津，萧然心神王。数子各言志，曾生发清唱。”（桓伟） “望岩怀逸许，临流想齐庄。”（孙嗣）“庄浪濠津，巢步颖湄。冥心真寄，千载同归。”（王凝之）“尚想方外宾，迢迢有余闲。”（曹茂之）“去来悠悠子，被褐良足钦。超迹修独往，真契齐古今。”（王涣之）由于性情及文化好尚不同，兰亭诗人中崇尚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隐逸文化，甚至有游仙文化。它是一次典型的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诗友盛会，为后人树立了继承与发扬传统的典范。
第五，兰亭诗人在大自然的浸淫中目击道存，思想升华，不依凭老庄之学来佐证人生，而是靠兴会自然来参悟人生，因此获得了高出老庄的人生要义。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它一方面让人思想高远，上升到哲理的层面，但也容易被玄学钳制，如印之印泥，思想和诗文均成老庄义疏，而与真实的现实人生相脱离，与自然的感受、领会和体悟相脱离。兰亭诗人尤其是王羲之成功地摆脱了玄学影响的弊端，这主要在于他们直击自然，直击生存与生命，由直观直觉而直达生命的感悟。
王羲之的时代是玄学盛行的时代，在当时的思想界氛围里，老子庄子倍受推崇，“三玄”为人宝重，三日不读庄子便觉口臭，而“一生死”、“齐彭殇”更是玄学口实，玄学家常籍此表现自己勘破生死，参透生命。其生不忧死不惧固有可爱处，但它泯同生死，客观上放弃了对生死的重视，尤其放弃了对生命的珍爱。它实质上成了麻醉人们误导人们的一剂毒药。庄子认为死生一体，“始卒若环”，什么此岸彼岸，阳间阴间，不过如昼夜一样变换，因此生当不喜不忧，死当不惧不慌。庄子把生死看作不可回避和逆转的自然过程，来矫正贪生怕死的昏昧愚妄，这是人的生死意识的一次自觉。然而人死不能复生，生命一去不复返，其“始卒若环”则是虚枉的谵语。阮籍的《达庄论》也倡言庄子“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阮籍认为“至道之极，混一不分”，“畏死崇生者失其贞”，因此泯同生死。[21](ｐ.1310) 陶渊明对生死很达观，其诗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22](ｐ.990)庄子、阮籍、陶渊明随顺自然，委运乘化，对生死泰然处之，固有其积极意义，但他们的“不喜不惧”较之王羲之的“喜而不惧”终差一筹，并未抵达生命的真实。王羲之“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重视生命而不畏惧死亡，即“喜而不惧”的态度，则是对生命真实的深刻体认，可以说是人的生死意识的又一次自觉。它突出了珍视生命、珍惜光阴、顺应自然、不危惧死亡的积极意义。王羲之从自然的生动活泼和幸福聚会的难能可贵中体会到生命的尊贵和庄严，因此他能够超越时流，超越玄学，写下“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样闪耀着真理光辉的人生隽语。千百年来，它像一座灯塔，照耀着远航人的现实人生。
兰亭诗人由万物的欣欣向荣，体会到生命的生生不息，由此生发出由悲而乐，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自然界“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王羲之），看山川万物“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想古往今来人之相与，其理如一，所以“远想千载外，何必谢曩昔”（王羲之）。“合散固有常，修短定无始。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王羲之）。不必非要等待河清，才后天下之乐而乐，“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王羲之），人生何处歇不得，乐不得？超越生命的方式就是留下思想的记录。这样，即可以千载一瞬，一瞬千载了，所谓“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王羲之）。这也就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道理，也就是不必悲观生命的道理！
应当说，兰亭之会，诗人由乐而悲，由悲而喜，极乐生悲，悲复生喜。其乐是自然之乐，人生之乐，其悲是哲思之悲，智慧之悲，其喜是真知之喜，自觉之喜，我们读《兰亭诗》、《兰亭集序》，感觉到他们的乐，他们的悲，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喜。这也正是我们读《兰亭集序》并不悲哀消沉的原因。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兰亭雅集，时间已将它隐在历史的深处，而今的兰亭，只是我们依稀凭吊怀古的什物。曲水尚在，白鹅闲闲，光影斑驳，修竹婆娑。可以在上已日举行诗会，热闹一番，当然也可以不参加，展一卷诗，诵几通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
只要有兰亭的真精神在，何处不可以有兰亭，何处不可以有诗，何处不可以雅集、远想、兴会……
注释：
[1]《四书章句•论语•先进》,[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兰亭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世说新语笺疏•言语•注引》[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世说新语笺疏•任诞》[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七》[ 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十三》[ 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 曹丕《典论•论文》,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八》[ 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三十三》[ M],北京:中华书局,1958。
[9]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一》[ 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汉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11]《晋书•孙登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晋书•郭文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文选•卷二十二》[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晋书•王羲之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世说新语笺疏•言语》[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 《文选•卷四十六》，[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8]《世说新语笺疏•伤逝》[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二十六》[ 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0]《文心雕龙注释•原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1]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四十五》[ 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2]《形影神诗三首》，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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