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曾说东晋诗人陶渊明诗“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也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后来世俗也目之为“隐逸”、“静穆”田园诗人的鼻祖，把他的诗风说成是平淡自然。诚然，陶渊明大多数的田园诗平淡淳朴，飘逸恬静。但我们能就此断定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心如止水的田园诗人吗？难道陶诗中就无金刚怒目的一面？
朱光潜先生曾说：“陶渊明浑身静穆，所以伟大。”鲁迅先生则争锋相对地指出：“就是诗，除论课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范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金刚怒目’式，在证明他非整天飘飘然。”不只是鲁迅才发现陶诗并非全“静穆”的特点，早在清代诗人就曾别具只眼说道：“陶潜恰似卧龙豪，千古浔阳松菊高，莫道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在他看来，陶渊明不完全就是一个隐居的人，他内心有很多不平，他亦有另外奋发的一面。
龚自珍、鲁迅如同拨云见日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前人在陶诗研究上的误区。同时，我们可有另一种猜想：“平淡”、“静穆”的田园诗只是其表象，而“金刚怒目”才是陶诗的本相。
从陶渊明的生平发现陶渊明不是单纯的平静，是经过许多心灵冲突之后才得以平静下来的。他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的影响，年轻的时候也“游好在六经”，本是要做一番事业的，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政治的腐朽，官僚军阀彼此之间相互杀伐，以致后来的夺权篡逆等事，使陶渊明原来的那种从儒家思想出发的理想不能得到实现，于是他便借助了道家的思想，以及东晋时代佛学的思想来求得他内心的平静。
归隐前，陶渊明是以“历览于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守节”的儒家“遗烈”为榜样，固守自己高尚的节操而不与污浊的世俗同流合污；归隐后，信奉儒学的思想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他正是以“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里儒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纵使在困厄中也“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宁困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
对儒家思想的信奉促使他不能志怀世事，常讥讽世事黑暗，吟唱出忧愤悲壮的“金刚怒目”诗，显露出他的本相。但在后期，陶渊明受到“道家无为”思想所致，诗人的本相往往被“静穆”、“飘逸”的表相所遮盖。他归隐，他纵酒，他放达，想再田园路上追求任自然、存天性的人生，以此寻找心灵的寄托。但最终他还是固守“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的儒家功利观。即使在陶诗中被称为冲淡平和的田园诗，他亦发出“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叹息，做“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决然选择。
从陶诗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不屈的抗争精神，“金刚怒目”的豪放之音。在《咏荆轲》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壮场面。“登车何时顿？飞盖入秦庭”是何等义无反顾、气吞山河？“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是何等悲壮慷然？“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又是何等慨叹景仰？在《读山海经》中，“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陶渊明在充分肯定对不屈者的景仰之情外，何尝不是用“猛志固常在”来表明自己斗争精神永不熄灭呢？这些难道是“浑身静穆”的平淡诗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吗？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曾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然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来。”龚自珍也曾说：“陶潜诗喜悦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他们都肯定了陶渊明“金刚怒目”的一面。
陶渊明的诗仿佛是日光，是“七彩融为一白”。当你用三棱镜一透视一折射，你就会发现它里边原来是七彩的。然而，人们在欣赏他优美的田园诗时候，常常忽略他“金刚怒目”的一面，认为陶诗全是“静穆”“平淡”的。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全面的。鲁迅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我们评价陶诗也亦如此。
作者简介：劳珊薇，女，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汉语言（高级涉外文秘）110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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